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到底还有多少人

长征不是一次计划好的搬家，因为不管谁当头儿，都不会舍掉富饶的南方，带着队伍跑到贫穷的西北山里去，除非是为了逃命。当时中央红军决定离开时，心里想着只是到隔壁湘西避避风头，等事情平息了再回江西老家。他们压根儿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整整一年，而且一年后竟然会跑到陕北那个又冷又苦的地方。

第五次“围剿”大获全胜，让蒋委员长挺高兴，但高兴过后心里又有点惋惜，惋惜没能一举把红军给打垮。从1927年跟红军闹翻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七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七年啊。他下定决心要继续追剿，不管追到哪儿，碰到就打。他不仅带着自己的亲信部队追，还不停地给各地的军阀发命令让他们帮忙，电报往来不断，侍从室里的人都忙得团团转，简直要累趴下了。

被追赶的中央红军有8.6万人，是个“大块头”部队。他们在1934年10月12日开始长征，把能用的东西都带上了，比如要十几个人才能抬的大机器，还有野战医院的透视机，再加上桌椅、餐具、食物啥的，光挑东西的人就有5000个。因为队伍太大了，怕被蒋介石派的飞机发现，所以他们白天就躲起来，晚上才敢走，还不走大路，专挑山路，一天也就走个三十到四十里地。

红军在出发之前，就先派人去和广东的军阀陈济棠商量好了。因此，等红军一到广东北部，陈济棠就给开了条路，让他们直接往西去湖南，头一个月都挺太平的。对那些军阀来说，最重要的是得保住自己的地盘。他们既不想让红军进来捣乱，也不乐意因为打仗而折损兵力，更怕蒋介石的中央军趁机占了他们的地盘。所以，只要红军答应走人，啥都好商量。红军离开广东进入湖南的这一个月里，红1军冲破了三道关卡，因为打仗和逃跑，大概少了2.2万人，走了一个月后，队伍里还剩6.6万人。

（中央红军是从江西瑞金这个地方开始出发的）

11月25号，红一军慢慢开进了广西桂林。蒋介石在湘江那儿布下了第四道防线，最狠的一仗，要数几天后打的湘江战役。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在桂林的兴安县和全州县打响。打仗的部队被散开安排在离过河地方老远的位置，他们接到死命令，得拦住、拖住围过来的国军，好让中央纵队安全过河。差不多每个战斗部队都得“1打3”，结果大多是全军覆没。仗只打了5天，等红1军过了江再数人数，直接少了3.05万人，只剩3.3万了，这里面还有好多不是打仗的。这损失大得吓人，意味着他们没法再在南方待了，接下来得琢磨往哪儿跑、怎么跑。

翻越雪山、穿过草地、飞快抢占泸定桥、在危险的云南山区艰难前行，这些可不是好玩的徒步探险，四次渡过赤水河也不是为了耍弄敌人，全都是为了能活下去。等胜利了，这些吃苦受罪的往事或许能拿来开玩笑；要是输了，那这些苦就是真苦，回想起来只会更痛心。中央红军离开广西后，到贵州开了次重要大会，换了带头人，之后进入云南，走出云南又进了四川，最后一路朝北去和红4军会合。

江西的中央红军出发后，河南那边的红25军也收到了命令，说要按实际情况转移。这支红25军啊，就是在鄂豫皖地区长期打游击的那支，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一直想“消灭”他们，军长是34岁的徐海东。1934年11月，红25军也踏上了“长征”路，他们从河南一路往西走，经过了湖北、陕西、甘肃，比红一军还早一个月到了陕北。到了那儿，他们就和刘志丹带的红26军合在一块儿，组成了红15军团。

红25军大约有3000人，其中很多都是还没满18岁的小战士，可他们却让东北军吃了不少亏。但话说回来，就3000人的队伍，也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所以张学良的损失和能立的战功都有限。等红25军离开“鄂豫皖”地区，一路往西走后，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就像没了目标一样，下面的士兵也轻松了不少，张学良自己也觉得压力小了点，开始琢磨接下来该怎么做。经过8个月的真刀真枪的战斗，他发现东北军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打仗不行、思想老旧、眼光短浅、纪律松散，因此他决定在湖北好好训练军队，为日后抗日收复失地打下基础。

中央红军撤走后，国军终于进了他们一直心心念念的“苏区”中心地带。看着空无一人的根据地，蒋委员长抬头望了望天空，心里默默盘算着，这八个月来，为了对付那20万东北军，可是花了不少银子。结果呢，红25军那3000多人还是一路往西逃到了陕西，这次支持张学良可真是亏大了。他决定让东北军歇歇脚，但绝不会让张学良有机会练兵。毕竟，张学良不过是个军阀，而他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头头，只能削弱军阀，哪能帮着壮大呢。没完成的任务还得继续，红25军跑到哪儿，东北军就得追到哪儿。

（红25军的行军路线地图）

红25军的长征路不长，可走得挺曲折，从河南跑到湖北，又从湖北返回河南，原本想在伏牛山扎根，但国军五个旅追到鲁山，逼得他们只能离开河南，往陕西逃，因为那边是杨虎城的地盘。1934年12月8号，红25军到了陕西商洛的洛南县，那里是写书的贾平凹的老家。杨虎城接到命令，连忙派手下大将冯钦哉带着两个团赶去拦截，两边打了一整天，直到晚上，红25军干掉对方一个营后，冲破了包围，躲进了秦岭的大山里。接下来的俩月，他们在商洛的各个县镇来回转战，打地主分土地，还补充了粮食和士兵。

杨虎城是从无到有打拼起来的，所以他特别珍惜手下的兵马和地盘。虽然他是通过硬碰硬的战斗从蒋介石那里赢得了陕西，但他其实并不喜欢打仗，总是想着能避免就避免。可蒋介石这个上司给他派了不少棘手任务，既要他去北边跟刘志丹的红26军打，又得防着南边的徐海东红25军。不管打赢打输，他自己的力量都会受损，这让杨虎城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作为国军将领，命令下来了还是得执行。1935年春节刚过没多久，蒋介石就调来了5个团，再加上杨虎城的两个警备旅，一起围攻秦岭山里的红25军。在这过程中，杨虎城的部队吃了好几次败仗，最惨的一次是在商洛市柞水县的九间房乡，警备三旅掉进了红军的陷阱，光被俘的人就有一千多，其中还包括旅长张汉民。张汉民被关起来审问后就被处决了，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一路人”。

红四军按照约定搬到了四川北部，在现在的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建起了川陕根据地的指挥中心，这样就不再和杨虎城打交道了。1932年，红四军从安徽撤走时，留下两千人做掩护，这两千人后来拉上当地的民兵团，重新成立了红25军。红25军在“鄂豫皖”地区打了一年多的游击，碰到了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虽然他们打得挺勇猛，但人少，挡不住张学良的堡垒战术和经济封锁，只好往西边撤退。现在，红25军走的是两年前红四军走的那条路，进了陕西，这让杨虎城又想起了以前的那一套办法。

杨虎城晓得他的军官张汉民是共产党，所以接到要打红25军的任务，他就把这事儿交给了张汉民，出发前还特地跟张汉民说，一定得找到红军的头儿，商量好不打仗的法子。张汉民在商洛市商州区的杨家斜镇办成了这事儿，和红25军口头说好了，两队人马隔开一天的路程，一个走，一个跟，互不碰面。后来红25军往南去了湖北，两边就不再有交集。没多久，红25军又回到了陕南，张汉民又接到命令，带着警卫三旅出去。他先派了两个人去给红25军送信，告诉他们情况，然后才带队出发。可是送信的人一直没回来，两边的队伍却越走越近。就在张汉民快掉进红军设的埋伏圈前一个小时，送信的人还是没影儿。这场埋伏战打得很惨，死了伤了很多人，还有1000多人被抓，张汉民自己也被杀了。杨虎城听到这事儿，气坏了，立马调了大批人马去“报仇”。

（红二十五军的合照——最前面中间站着的是徐海东）

红25军的一大优点就是能打硬仗，但还有个特点是处理“内奸”时特别狠，就是把队伍里的叛徒和间谍直接除掉，来保证大家的安全。“处理内奸”也可以说是“清除异己”。像红25军这样老是到处躲藏、流浪打仗的队伍，领头的人心里最没底，所以总是特别小心多疑，下手也狠，连军长徐海东都差点被害。之前张汉民说好了要给红25军送地图和电台，但因为红25军行踪不定，东西没送到，红军这边就开始怀疑张汉民了。后来两个送信的党员被严刑拷打后，乱说了些对张汉民不利的话，几个领导又想到张汉民一直跟着他们，就觉得张汉民已经背叛了，决定杀了他。张汉民被抓后，一再证明自己的身份和跟陕北刘志丹的合作，但还是没能躲过和一堆战友一起被枪毙的命运，他死的时候特别绝望。

1935年2月5号，蒋介石给张学良发了封电报，让他去庐山见面。到了庐山，蒋介石就跟张学良说，他打算在3个月内把陕南的红25军给消灭掉，想让东北军帮忙。张学良听完就回到汉口，打电话把军长于学忠、王以哲、万福麟他们都叫了过来，跟他们说委员长想让东北军去陕西。大家心里都不太乐意，但没办法，得靠人家吃饭嘛，所以就按命令准备去了。后来红25军走了，“鄂豫皖”地区也就没啥“剿匪”任务了。于是蒋介石在3月1号把“剿匪”司令部的牌子给换了，换成了“军委会委员长武昌行营”，还让张学良当上了行营主任。

到了4月底，王以哲率领67军的3个师，坐着火车前往陕西。同时，蒋介石在郑州调派了3个国军师，都归杨虎城领导，他们一起包围了商洛山区，打算一举消灭红25军。5月份，杨虎城把部队集结完毕后开始进攻。在这次围攻里，东北军的110师和129师又吃了败仗，跟一年前在鄂豫皖山区时一样，给红25军送去了不少武器和给养。因为双方力量相差太大，红25军还是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在秦岭的大山中每天跑上大约50公里，跑累了就找地方埋伏起来，等着追兵来送死。7月13日，成功反围攻的红25军从蓝田那边走出秦岭，一路向西，到了西安城南10多里地的韦曲，就是现在的西安市长安区，坐地铁进城只要半个小时。西安城里的有钱人一听说这事儿，都慌忙锁上门，收拾东西逃走了。

红25军在长安区待了3天，他们像学生查资料一样，翻了一堆报纸找重要信息，得知红1军和红4军一个月前已在四川会合。几个头头一合计，觉得红一军早晚得往北走，所以他们也得去陕北跟红26军碰头。要是现在，从长安区去陕北，直接在韦曲南搭2号线地铁坐到西安北站，再买张动车票4小时内就到延安了。但那时候可不行，先不说没这些交通工具，西安城里还有杨虎城的亲信部队，还有去甘肃的于学忠部队也临时驻扎防御，进城就是送死。所以红25军掉头回了秦岭往南走，假装要去四川找红军大队，半道上突然往西拐，到了天水就一直往北，路过甘肃的秦安、静宁，然后往东翻六盘山，经过隆德，继续往北到宁夏固原，再往东就进了陕北，最后在1935年9月15日到了陕西延川县的永坪镇，跟红26军成功会合，结束了长达10个月的流浪日子。

那年夏天，红25军翻出秦岭，动静大得连西安都知道了。就在这时，华北的日本头头梅津治郎找上国民政府，说要让华北的中央军和东北军走人，国民党得从平津撤走，党政机关也得带走，那些反日团体也得解散，不然有他们好看的。蒋介石那会儿正头疼呢，四川有红一军和红四军，陕西有红25军和红26军，到处都是他的兵，他可不想再在华北惹事。所以，他也就半推半就地答应了日本人，还在7月前后让人签了两个协定，一个叫《何梅协定》，一个叫《秦土协定》。这两个协定对张学良来说可糟心了，他手下人最多的51军得离开河北。张学良不愿意，可蒋介石还是把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给撤了，让他去当甘肃省主席，还下令让51军那13万人6月14日就开始往甘肃搬。

东北军51军出发的那天，恰逢红1军和红4军在四川懋功开大会汇合，红1军两万多人加上红4军的八万多人，合起来成了有十万人的大队伍。蒋介石他们估计，这支大军不是朝北走就是朝南跑，南边有他自己的亲信部队挡着，要是往北去，他就得派人去堵。这时他想起了张学良，就下令关了只拿钱不干活的武昌行营，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让张学良当副总司令，同时还让他代理总司令的职务，把能动员的东北军都开到陕西，继续去年没完成的任务。

在湖北那段悠闲的日子里，张学良琢磨过在武汉或者贵州训练军队，但从没想过要去陕西。当他接到这个命令时，心里挺不乐意，还召集手下人开会抱怨了一番。机要组长黎天才给他出主意，说副司令去西北挺好，那边挨着红军，需要时可以联合其他反蒋力量割据一块地盘。军长何柱国也觉得西北好歹离抗日前线近，对以后打回东北有利。大家这么一劝，张学良慢慢想开了。他想，陕北的红军才几千人，东北军至少能调20万过去，再加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青海马步芳的马回军，还有宁夏马鸿逵和马鸿宾两兄弟的马家军，陕北那几千人再厉害也翻不起大浪。只要灭了他们，就能打回东北了。这么一想，张学良就决定去西安了。

西安是杨虎城的老窝，他是一步步从底层拼出来的，每次增加人手、升官发财，都是用自己和兄弟们的命换来的。所以他特别小心眼儿，霸道得很，对自己的地盘看得很紧，连蒋介石都对他有点怕。张学良早就听说过这事儿。他虽然下定了决心要去西安，但一想到怎么对付杨虎城就头疼。他得找人帮忙疏通关系，不然去了可能会有大麻烦。经过一番琢磨和打听，张学良想到了一个熟人：杨毓珣。

讲起杨毓珣这一辈子，其实没啥太亮眼的，反倒有些不光彩的事儿。他最出名的身份，还得多亏他老婆——袁世凯的三闺女袁叔祯，这样说来，他就是袁世凯的女婿了。能娶到这样的贵妇人，杨毓珣的背景自然也不简单。他的伯父杨士骧当过清朝的直隶总督，还有个伯父杨士琦，是袁世凯最得力的智囊。杨毓珣在家人的安排下，上过保定陆军大学，还跑到法国留学镀了层金。回国后，他在张作霖的东北军里当了个副官处长。这人挺会社交，嘴也甜，吃喝玩乐样样精通，和张学良这个花花公子整天混在一起。大家不知道的是，他和杨虎城关系也挺好，两人因为同姓，私下里还以兄弟相称。

（1934年那会儿的张学良和蒋介石）

张学良给杨毓珣发了电报，让他赶紧到武昌来。一见面，张学良就向杨毓珣大吐苦水，说了自己的好多烦心事和担心。杨毓珣一听，马上拍着胸脯说这事儿他包了。张学良使了点劲儿，给杨毓珣在“西北剿总”谋了个专员的差事，还给了他路费，让他早点去西安打点关系。毕竟，杨毓珣最擅长的就是交际应酬、拉关系，连张作霖都因为这点才给他工作的。听说张学良要带比自己多3倍的兵力来陕西，杨虎城和他手下的人都愁眉苦脸的想办法。这时候，杨毓珣就像及时雨一样到了西安。短短不到一个月，原本对任何外来军队都很警惕、很反感的杨虎城，竟然高高兴兴地邀请张学良来了。

1935年9月头上，张学良匆匆赶到成都，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关于“剿灭共产党”的会议。在这次会上，他接到了去西安建立西北“剿匪”总部的任务。到了10月2号，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给张学良发了张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委任状，让他代理蒋介石的总司令职权，负责管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这四个省的军队。这个“副司令”成了张学良一辈子的最后一个官衔，从那以后，不管是谁，就算是看守他的军统特务，都得恭恭敬敬地叫他“张副司令”。

关上武昌行营的门后，张学良就准备搬到古城西安去了。搬家对他来说可不是提几个包那么简单，他的东西多得能装满好几辆大卡车，不过这些都不用他自己动手，有人专门负责；更麻烦的是，他的东北军也得跟着他一起搬家，但这也无需他费心，他只需下个命令，军队的调动事宜自有相关部门去办。于学忠的51军要从河北开到甘肃，王以哲的67军和何柱国的57军7月份就已经到了陕西，所以现在只需要动一动他直接管的几个师。他坚持了一下，最后26万东北军里有6万留在了河北、河南这些地方，剩下的20万都往陕甘那边去了。

1935年9月13号，张学良坐着自己的波音飞机到了西安，飞机上还有赵四小姐、俩副官、俩参谋和其他一些总部的人。飞机在西关机场，就是西安城外头那个，停了下来。张学良下了飞机，走下扶梯，就听到机场里有鼓乐队在奏欢迎的曲子。西安的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和陕西省的主席邵力子，穿着长袍马褂，走过来迎接他，都向他表示了欢迎。张学良回国已经一年半了，好久没碰到这种以前常有的热闹场面了，他心里很高兴，觉得杨毓珣这人真是有本事。

西关机场以后还会经常被我们提起，因为那时候军政大官们坐飞机去西安或从西安回来，都只能在那里降落。1935年那会儿，西安城里人口还不到20万，城外尽是农田和荒地，所以西关机场周边特别宽敞。后来城市发展了，飞机起起落落开始影响大家生活，于是在1990年，西关机场就搬到了咸阳，成了现在的咸阳国际机场。而老西关机场的地方，被挖湖堆山，变成了现在的兴庆宫公园，里面山水景色特别美，就是一点也看不出西关机场的影子了。

到了西安，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临时安顿在新城大楼。这新城大楼可不简单，它原本是1370年朱元璋给二儿子朱樉建的秦王宫，气势恢宏。后来1643年李自成打进长安，占了这秦王宫当“大顺皇宫”。没多久，1645年清兵来了，把秦王宫给拆了，建了个“八旗校场”练兵，拆下来的材料又去修了城隍庙、广仁寺和东岳庙。辛亥革命后，冯玉祥当上了陕西督军，他用秦王宫的城砖建了个特别好看的“小黄楼”。再往后，杨虎城掌控了陕西，把这儿变成了西安绥靖公署，还在院子里修了新城公馆自己住。现在的新城大楼是陕西省政府的办公地，而那神秘的“小黄楼”还藏在省政府大院里头，重要的会议都在那儿举行呢。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一到西安，就先住进了小黄楼的东屋，并且让副官赶紧在城里找个好房子。那半个月里，杨虎城每天早晚都来打招呼，他们相处得很愉快。一年后，他俩为了“西安事变”捉住了蒋介石，头两天也是把他关在这东屋里。过了半个月，副官在碑林区建国路69号寻到个大院子，里头有三栋三层的小洋楼，长得一模一样，一栋给张学良夫妇住，一栋给副官们，还有一栋给总部办公用，这就是西安有名的“张学良公馆”，现在成了西安事变纪念馆，大家可以进去参观。

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前是两个没啥交集的军阀头子，现在因为红军的事情聚到了西安古城。当张学良到西安时，之前跟红4军分开走的中央红军已经跑到甘肃通渭，正朝着陕北根据地赶路呢。而掌握着张、杨两人命运的蒋介石，这时候在四川忙活着，他主要盯着张国焘那9万多人的红4军，毕竟那才是红军的大部队。至于跑到陕北的那几千人，还有已经在陕北的几千红军，就交给张学良和杨虎城去对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