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蔡孝乾：生活极度腐败，霸占14岁小姨子，出卖组织，结局如何

蔡孝乾这名字，可以说是我党历史上的一大污点，他是台共创始人之一，也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人，后来到大陆参加抗日，在八路军担任要职，1946年返回台湾。

从1946年到1950年，在蔡孝乾等人的努力之下，我党在台湾的党组织发展十分迅速，正式党员数百人，即将入党的群众则有2000余人，如果算上可以动员的普通群众，则有5万多人。

并且，蔡孝乾还在国民党军中发展了不少线人，这些人随时可以为我所用。

这是一股十分强大的力量，如果能好好利用，大事可成。

然而，蔡孝乾却在1950年叛变了，他的叛变导致台湾地下党组织彻底瓦解，因他叛变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达到1800多人。

蔡孝乾之所以会叛变，是因为他生活腐化、道德沦丧，自从返回台湾后，就开始追求上层社会的奢靡生活，还好色成性，将14岁的小姨子霸占并长期当做情妇。

据说，蔡孝乾被捕后，大特务谷正文为他提供美食，从而博得他的好感，又将他的小姨子带到狱中与其同住，他便彻底叛变，投靠了国民党。

蔡孝乾是彰化县花坛乡人，祖籍福建晋江，1904年出生，他的家族本是书香门第，后来败落，他的父亲蔡涂常年在外跑生意，他只能与生病的母亲相依为命。

蔡孝乾十分孝顺，从小就学会给母亲煎熬，还洗衣做饭、收拾家务，是家里的小男子汉。

1919年，蔡孝乾到彰化公学校读书，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员一年，在取得教师资格后，在彰化多个学校任职，一直做到了班主任，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位教师。

1921年，蔡孝乾偶然加入了林献堂创办的台湾文化协会，开始接触反殖民思想，当时台湾还处在日据时期，许多民众被洗脑，生活在浑浑噩噩当中，所以推广反殖民思想，唤醒台湾民众党的自主意识是很有必要的。

在台湾文化协会学习期间，蔡孝乾的思想变得进步而开阔，逐渐确立了驱逐日寇、解放台湾的抱负和理想。

1924年，在家人的资助下，蔡孝乾跑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他的老师中不乏任弼时、瞿秋白等资深党员，他因此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为之着迷。

在上海期间，蔡孝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并创办上海台湾青年会等组织，在上海的台湾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号召他们返回台湾与敌周旋。

1925年，蔡孝乾主持召开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号召民众为民族解放而努力奋斗。

通过诸如此类的活动，蔡孝乾逐渐打开了名气，也受到了我党的高度关注。

1926年7月，蔡孝乾返回台湾，对台湾文化协会进行资助，并充当撰稿人，以犀利的文笔批判日本殖民当局，致力于唤醒民智。

1928年4月，蔡孝乾等人组建台湾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常任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因时常抛头露面，对日本殖民当局进行轰击，蔡孝乾遭到了日本宪兵队的追捕，无奈之下他只得逃离台湾，来到福建漳州，化名杨明山，在当地一所女子中学教书，并暗中联系革命同志，以图东山再起。

大约在漳州待了一年多，蔡孝乾就又遇到变故了，当时国民党当局四处逮捕共产党员，他只得从学校离职，四处躲避追捕，一度以打苦工为生。

1932年，红一军团攻下漳州，蔡孝乾经人劝说跑去向红军求助，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派人送到江西瑞金的军团政治部任职，并担任《红色战士报》主编，化名为蔡乾。

据说，罗荣桓对蔡孝乾的印象很好，他见蔡孝乾文质彬彬，很有学者风范，又得知蔡孝乾在台湾的工作很出色，便对他说，“欢迎你来红军工作，中央苏区条件差，生活艰苦，但工作是愉快的！”

多年之后，蔡孝乾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红军占领漳州，他由此进入中央苏区工作，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对他的思想和心灵造成的冲击都很大，他自此之后就是一名“红色战士”了。

在瑞金期间，蔡孝乾认识了很多人，比如萧华、舒同，再比如“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

与胡底的接触，对蔡孝乾的触动很大，他认为胡底多才多艺，又能以此作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是自己需要学习的对象，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回台湾，需要这方面的工作经验。

在瑞金时，蔡孝乾在工作中展示出了积极向上的一面，他向年轻人讲解马克思主义，写文章鼓舞苏区人民士气，并参与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总同盟主任。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蔡孝乾作为台湾代表在会上发言，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当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蔡孝乾也跟着中央红军上路，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人。

在长征路上，蔡孝乾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成功抵达陕北，但他的妻子刘月蟾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却在长征路上失踪，直到他去世都没有找到，这件事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

1935年10月，蔡孝乾随大部队抵达陕北，在经历了长征的洗礼后，他的思想再次得到升华，被选举为反帝联盟主席，积极组织抗日活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蔡孝乾踊跃参战，随八路军总部来到山西，做了很多有益工作，并于1938年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职务、级别都很高，算得上是八路军中层领导人物了。

值得一提的是，蔡孝乾的日语讲的很好，这得益于他在台湾的学习经历，在山西抗日时，他经常用日语写成大字报或者传单，对日军实施心理战，劝说日军投降，他还在《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上撰写文章，教八路军战士如何对日军实施策反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1940年，根据工作需要，蔡孝乾被调回延安，主要负责教育和宣传，先后参加了世界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

大约在这是一时期，中共方面开始思考在台湾建立党组织，蔡孝乾长期在中共任职，思想觉悟和能力都很强，是不二人选。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共任命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第二年他便偷偷乘船返回台湾，此时台湾正处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开展工作存在很大的困难。

蔡孝乾回到台湾后，暗中联络了谢雪红等老台共党员，开始着手组建地下党组织，后来他又与陈泽民、洪细樵、张志忠等人完善党组织，吸纳了不少新党员及积极分子，并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暴动，从而壮大了声势和力量。

此后，蔡孝乾作为台共领导人之一，积极从事地下工作及农民运动，并持续发展党员，并对国民党军进行渗透，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台湾的正式党员已经达到了900多人，可动员的力量达到了数万人。

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蔡孝乾能做到这种程度，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为工作很出色，蔡孝乾先是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说起华东军政委员会，就不得不说说粟裕了，当时粟裕担任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还担任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全权负责解放台湾战役。

蔡孝乾被安排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任职，无疑说明他对解放台湾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此时的蔡孝乾，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对革命坚定不移的“红色战士”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蔡孝乾返回台湾后没几年，为了工作方便，便化名为老郑，身份是商人。

既然是商人，接触的人和去的场所自然就多了，久而久之，蔡孝乾便沾染了许多坏习性，开始迷恋上了上层生活。

据谷正文后来回忆，蔡孝乾在被捕前两年，生活已经腐化到不成样子了，天天泡在高档场所，公款随便花，完全不像一个革命者，而是以一个粉头油面的花花公子形象示人。

蔡孝乾一天到晚忙得很，而且开销巨大，他早上会到最喜欢也是最贵的台北波丽露西餐厅吃上一份早餐，包括一份奶油面包、一块煎蛋和一杯咖啡；中午则要到另一家高档餐厅吃鲍鱼、鱼翅之类的昂贵菜品；晚上则跑去乐町的歌舞厅看表演，且身边美女环伺，给小费时出手阔绰。

蔡孝乾哪来的这么多钱消费？

首先，蔡孝乾通过经商赚了不少钱；其次，蔡孝乾时常侵吞经费，有一次他就私吞了1万美金，这些钱都被他用来购买豪车名牌衣服和金表；再次，蔡孝乾经常与台湾富商为伍，声称台湾解放后他可以提供保护，以此来收受贿赂、勒索钱财。

总之，蔡孝乾过各种方式捞取钱财供自己消费，从而逐渐习惯了奢靡生活，再让他回大陆吃馒头喝稀饭，是万万做不到的。

蔡孝乾在道德上的问题也很大，据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武装部长张志忠回忆，蔡孝乾竟然诱奸了14岁的小姨子马雯娟，还长期将马雯娟当做情妇！

马雯娟是刘月蟾的妹妹，蔡孝乾见她年轻美貌，便经常接她上下学，给她买奢侈品，带她去高档场所吃饭，还教她喝酒跳舞，从而成功将她骗上床。

后来，蔡孝乾又为马雯娟租了一套房子，房子装修豪华，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花了不少钱，马雯娟便成为了他的秘密情人，他经常与马雯娟在此私会。

再后来，蔡孝乾觉得太麻烦，便不再隐瞒，而是半公开了他与马雯娟的关系，他经常带着马雯娟出入饭店和夜总会，给马雯娟买旗袍、珠宝，两人花天酒地，过上了上流社会的生活，革命信念则早就被他抛诸脑后了。

蔡孝乾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同志的不满，但他掌控了与大陆的联系渠道，所以他在台湾的“事迹”一直没有暴露。

1949年7月，危机终于到来。

一天，有人在街上捡到一份台共刊物《光明报》，报纸很快就被特务们拿走，转送给“台湾省主席”陈诚，陈诚大为恼火，便下令调查，限期破案，时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接受了这个任务。

不久，高雄警察局抓到了四名手持《光明报》的学生，谷正文亲自审讯这些学生，一个姓戴的学生供述称，报纸是从妹妹戴芷芳处得到的。

很快，戴芷芳就被捕了，在严刑拷打之下，她供述自己是台共党员，与她接头的上线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其真实身份是台共基隆工委书记。

钟浩东被捕之后，面对严刑拷打，却毫不退缩，他自知必死无疑，便对谷正文说，“我为伟大祖国在台湾留下第一滴血，我将光荣地死去！”

但是，谷正文没有杀钟浩东，而是继续严刑拷打，当钟浩东濒临崩溃，精神恍惚之时，无意识地反问谷正文，“老郑怎么样了！”

这句话引起了谷正文的高度警觉，他意识到老郑可能是个大人物，便时刻留意这个人。

此后，保密局大肆搜捕台共地下党员，先后抓捕了44人，但这些人大多选择沉默，最终有将近十人被枪决，包括钟浩东及夫人蒋碧玉。

1949年10月，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党员李汾被保密局抓捕，他随即叛变投敌，谷正文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故意将其释放，让他与上级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接头，导致陈泽民被捕。

在严刑拷打之下，陈泽民没有坚持住，将老郑的住所地址供出：台北市泉州街26号。

当时，蔡孝乾见许多同志被捕，预感到大事不妙，便经常变换住所，导致保密局在他家门口蹲守了一个多月都一无所获。

一直到1950年1月底，蔡孝乾以为风声过去了，便回到泉州街家中，结果被埋伏的特务逮个正着。

蔡孝乾被捕最后，见监狱吃的太简陋，就感到很不满，提出要吃饺子，顾正文得知后，认为他有追求享受的弱点，便天天给他买饺子，一连买了七天。

到第八天的时候，蔡孝乾提出要吃波丽露餐厅的牛排，并说为了表达感谢，他会给出地下党的一个据点，谷正文欣然同意，让三名特务带他去波丽露餐厅。

当四人走到一处黑暗厂房时，蔡孝乾趁机逃走，来到嘉义乡下躲避，特务们怎么都找不到他。

不过，1950年3月，蔡孝乾还是被捕了，原来嘉义农村的生活太过清苦，他吃不好也睡不好，整天浑身难受，便偷偷来到镇上的西餐馆解馋，结果被特务发现了。

再次被捕后，蔡孝乾为了保全自己，告诉谷正文，只要将情人马雯娟带来跟自己同住，他就满足谷正文的所有要求。

谷正文便找到马雯娟，带到监狱交给蔡孝乾，蔡孝乾十分满意，当即出卖了组织。

在蔡孝乾的背叛下，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被连根拔起，前后有1800多人被捕，他也因此被国民党方面任命为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

经过谷正文的详细调查，发现蔡孝乾蕴藏的能量，其实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据蔡孝乾说，当初他从延安出发来到江苏淮安，与中共华东局领导进行了会面，华东局交给他的任务是回台湾发展党组织，配合攻台。

返台之后，蔡孝乾做了很多重要工作，不但发展了党组织，培养了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他还在国民党海陆空三军都布了人，不少人还处在关键指挥岗位。

1947年年初，蔡孝乾主导了台南一处机场的爆炸案，当时机场的一个大仓库被炸得片瓦不剩，谷正文认为他很厉害，因为机场防守严密，炸掉仓库需要大量炸药，能悄无声息地做到这些，必须是手眼通天的人物。

不仅如此，蔡孝乾在组织武装斗争方面也卓有成效，不但搅动了台湾局势，还培养了大量武装人员，同时拉拢了不少对蒋介石失望的国民党大员。

谷正文认为，如果蔡孝乾没有叛变，可能会在台引发更大的地震。

反过来讲，正是因为蔡孝乾的叛变，使得台湾解放进程严重迟滞。

可见，蔡孝乾叛变的危害极大，他本人看似因此获益，实则并不完完全被信任。

1956年，蔡孝乾担任台湾当局防务部门“情报部”研究室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待遇非常不错，可以住豪宅，还配备了专车和警卫，但实际上这些警卫是监视他的，为的是防止他再次反正。

蔡孝乾发现此事后甚为恼火，多次要求撤换警卫，但换来换去，他还是被监视，而且他家门口还多了两只狼狗，他的活动也被变相限制。

正如谷正文所说，尽管蔡孝乾能力很强，但因为叛变行为及生活腐化，他还是评价蔡孝乾为“最无用最无志之人”，认为这样的人能力再强，迟早也会坏事。

因为这一缘故，蔡孝乾不被真正信任，他后来也也看穿了，所以做的一些工作都是表面文章，他只想安安稳稳过富贵生活。

蔡孝乾晚点写不少书，其中两本叫做《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他想为自己叛变找借口，便在书中极力贬低我党的成就，并淡化自己在苏区的经历，结果被学者骂得狗血淋头，说不配做人，让他十分难堪。

直至晚年，蔡孝乾依然饱受批评，而那些被他害死的同志，比如忠贞不屈的张志忠，则时常让他感到羞愧难当，并深受折磨，这或许就是变节者的报应吧。

1982年，蔡孝乾在台北荣军医院去世，他虽然活了74岁，却被历史钉死在耻辱柱上，如果哪一天台湾解放了，如果他泉下有知，不知道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