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兰回忆我的前半生15：迟到的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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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剧场的公演结束后不久，我接到一封影迷的来信。

以往，我曾接到过影迷给我来的明信片和短信，这可能是因为怕我看不懂日文，所以从来没接到过一封像样的长信。

但这次所收到的来信，则是用标准的日文写成的漂亮文章，共用了五张信纸。

现在我每当想起那篇文章，头脑中就浮现出最初阅读时的激动情景。

信的开头写道:

“听说你被卷进了这次意想不到的大骚乱，想必够惊慌失措的吧！特向你表示同情。”

“但是，人的价值，并不是根据如何轰动了社会或变成了名人所能衡量出来的。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

他之所以要这样写，也许是为了告诫我:不要因自己走红就骄傲自满起来。

从信的内容来看，可能是个认识我的人。

他在信中自我介绍说:“我是个曾经参加过在满铁大楼举行的《白兰之歌》拍摄会的大学生。”

然后，安慰我说:

“根据你在报纸上的辩解所谈，你之所以取名李香兰只是一个偶然。其实，错不在你，你只是被国策利用了而已。”

最后又说:

“但是，你一定要珍重自己，现在是个人价值遭到任意玩弄的时代。正因如此，就更加需要坚定，否则就只有被国家和时局所玩弄，你有一颗闪光的心，希望你能够永久珍爱自己。”

信尾的署名是——“大学生松冈谦一郎。”

一个陌生人能够如此亲切地对一个微不足道的女演员给予热情的忠告，这使我既感激又高兴。

由于这封来信与一般影迷的来信不同，所以我也把它给担任“护卫”的儿玉君看过，并立即给松冈回了信。

事后不久我才获知，这位松冈先生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的学生、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的长子。

众所周知，松冈外相在这前一年(一九四O年)曾代表日本政府缔结了日、德、意三国同盟，当我和谦一郎认识的时候，外相又去了欧洲，准备和斯大林谈判，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

而他的儿子，却在批判“国家”和“时局”，并忠告我要珍爱“自己”。

去年(一九八六年)二月，我见到了久别的松冈谦一朗，他的风采容貌与其父一模一样。

谦一朗于一九一四年六月出生于美国首都华盛顿，比我大六岁，当时他父亲洋右正担任日本驻美大使馆书记官。

谦一郎在初中以前，就是学校的晓星(尖子)，以后则从东京高中进入了东京帝大法学部。

这次见面时他苦笑着说:“我已记不得在信中曾给你写过‘你有一颗闪光的心'这句话了。”

可是他接着又说:“如果我真的那样写了，那是在拍摄会后，全体人员在一色君的引导下一齐来到千驮谷我家，看到你的眼睛才那样想的吧！总之，你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暗想: 这个人确实是个天真、纯洁的人呢！这可能由于她对日本还不习惯、还没有变成一个社会油子的关系吧！”

关于松冈家访问的事，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和他的初次见面是在我接到影迷来信之后。

他接着又说:“当时我也曾去看过你在日本剧场的舞台表演。我看到你那样拼命地演唱，却被报道成是引起骚乱的罪魁祸首，我就觉得简直是对誉毁褒贬的践踏，太可怜了。我出于对你的同情和对社会的愤怒心情，才写了那样一封信。当时由于我已对无政府主义抱有同感，所以在我的眼里看来，你是个在日满亲善的政策逼迫下，以中国人的名字而被拉到电影中或舞台，并让你在好奇的观众面前亮相，成为一个被空虚的‘红星’名义捉弄的可怜少女。”

松冈洋右外相一直被认为是国家主义者，而他的儿子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讶。

这可能由于他在学校的晓星时代掌握了法文，又经过高中和大学，已在这个青年的心灵里，灌输了自由主义思想。

不过，当时我不可能理解他的思想，只是在内心里悄悄地在想:“我将珍惜和这个人的交往”，从而侧耳聆听着他那难懂的话。

他说:“不错，我的父亲是以满铁总裁的身份去经营了满洲这块殖民地，也作为推动国策的轴心派政治家去缔结了日、德、意三国的军事同盟。但是，我的父亲究竟是怎样想的和有什么长远打算，社会上对他似乎有很大的误解。”

松冈谦一郎从年轻时起，讲话就比较朴实，但却有着吸引人的说服力。

他接着说: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我呢，在学生时代只是个读书青年、音乐青年和照相迷，对事物的想法也几乎脱离了国策，特别是抱有一种信念:‘对人来说，国家、政府和法律等都是‘恶’的。但是，在现实中又需要政府和法律，所以这种‘恶’也许是‘需要的恶’。总之，我认为，只有无政府主义才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学说。我看到你被这种国家和政府所捉弄的情况，感到非常可怜、也使我愤怒。这也许由于我受了当时由查理·鲍耶主演的《暂短的幸福》这个电影的影响吧！”

说到这里，谦一郎又苦笑了一下说:

“这部电影的情节很简单，由查理·鲍耶所扮演的无政府主义者，为了向红得发紫的女演员发出警告而投之以石，以这次事件为起源，两个人开始恋爱起来，但结果却落了个悲恋。现在，我可能把日本剧场七圈半事件的李香兰，看作是那个红得发紫的女演员加此·莫尔列，把自己比作了查理·鲍耶了。”

一九四一年，松冈谦一郎大学毕业，同年四月进入同盟通讯社(即现在的时事通讯社和共同通讯社的前身)， 但不久便应征留职进入海军，为了当主计(军需)官，又被派到经理学校上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即于十二月十八日被派到印度支那(现在的越南)西贡司令部，第二年年底回到日本，又被派到千叶县木更津海军航空厂，一九四三年年底回到东京海军省报道部当部员。

那时，我们俩见面，只限于他和我都在东京的时候。

我总是在日本与中国大陆之间频繁地来往，即使在日本也是到处乱跑，很少有见面的机会。

所以，大多是靠书信来往。

当时不论我到哪里，总是要被影迷们包围，很少有时间象一般人那样在外面“约会”。

但有一次，在樱花落英季节，我们曾在夜里徘徊在青山墓地附近，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也常到赤坂的“慕亭”去吃饭，而且总是在“瓢亭” 最里面的房间。

这是松冈事先打了电话，老板娘阿时特地给安排的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

每次到这里来，都有松冈的亲密朋友松代先生或伊藤先生相陪。

在饭桌上，不是松先生谈些海军的事，就是我谈些拍摄外景的情况和新电影的事。

吃完饭后，我们便从后门各自离去。

松冈也来过我的公寓，每次我和厚见都热情款待他。

松冈一进客厅就以特别随便的样子，首先把唱片放在手摇唱机上，而且一定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

我们则以这首贝多芬名曲为衬托音乐而开始交谈，但谈的内容仍然是他的海军生活和我的外景拍摄情况。

尽管是这样一种普普通通的约会，但为了掩饰这种碰面，还真费了不少心机呢！

在一起呆的机会虽然不多，但我在内心里也曾抱过一线希望，认为他再过几年也许会向我提出结婚的要求，可每次我又以彼此身分和门第之不同终难成眷属而灰心。

松冈本身可能也在为此而不知如何是好。

据他说还曾被友人质问过“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谦一郎是这样说的:“我有个山口县出身的亲密朋友伊藤，现在在满洲国外交部工作，他一再劝我和李香兰结婚。他虽然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也是个对交女友有丰富经验的‘软派’，但对人生却是个极其严肃的人。有一次我带他去访问乃木坂的帝国公寓，在回路上他突然抓住我的前襟，严厉地质问我:‘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同她之间的问题？下决心吧！老爷子算什么？门第又算什么？以你这个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人世间的事我想你是可以不必管它'！"

但是，在第二次近卫内阁，由于松冈外相在对美外交问题上和近卫首相发生矛盾，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下野后，因老病肺结核恶化，进入了疗养生活。

而谦一郎也从海军经理学校、西贡司令部、木更津海军航空厂，到海军省，职务一换再换，再加上战局急转直下，逐渐呈现出败势。

因之他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已无暇考虑结婚的问题。

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希望他的求婚，但松冈一直未向我表示出他的心意，岂止于此，甚至还有许多迹象表明他可能要与其他女性结婚。

我在表面上虽未显示出来，但出于对看不见的敌手的妒忌，我也相当苦恼过，也曾往邪处想过——他嘴上说的倒好听，什么纯洁呀，有一颗闪光的心呀，其实，在心里还不是瞧不起我这个女演员！

再说，松冈经常招待名门闺秀到千驮谷的家中去玩，可一次也没带我去过。

当我从一位朋友，女流新作家那里，听到她那洋洋得意的话——“昨天我被邀请到松冈家，受到了款待。为了送别他去西贡，曾在客厅的壁炉前，只有我们两个人谈了许久”。

事后，我在背地里不知流下了多少悔恨的眼泪。

谦一郎似乎相过多次的亲，有时还流露出“真让人没办法”的话。

我每次虽然都笑着以“哎呀，是吗？”来作答，但我始终未能抓住谦一郎的真正心意。

松冈是个善于做出笑脸的人，但他那笑脸恰恰却又是我苦恼的地方

在日本，我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倾吐苦水，回到新京在吉冈家，我则向悠纪子毫无隐讳地谈了出来，尽情地哭了一整夜。

我记得直到战后的一九四八年，才被他邀到千驮谷的松冈邸，也是直到那时他才把母亲和妹妹介绍给我。

说是松冈邸，其实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的大空袭中，这一带已被烧成一片焦土，邸内也只剩下了一个大灰墙库房，一家人就住在这个库房里。

由于和近卫首相在政策上有分歧而下野的松冈外相，在停战后的一个短期内，曾在信州疗养肺结核，当盟军司令部(GHQ)于十一月发出逮捕令后，就搬回到千驮谷的库房，由谦一郎和秘书长谷川进一等人负责照顾他身边琐事。

十二月六日，盟军司令部向近卫前首相等九名战犯发出了逮捕令，并准备把他们关进大森收容所的消息传出后，近卫首相便服毒自杀了。

但松冈前外相则表示:“我不自杀，自杀是卑怯的，我要到法庭去证明自已所进行的日本外交政策并没有错。”

据说，谦一郎不忍目睹父亲被美军逮捕处刑，曾偷偷地把一包氰酸钾毒药交给他，但却被父亲以“我不要这种东西”而拒绝。

近卫首相所留下的《近卫手记》(备忘录)，已在社会上单独地开始为他自己作辩解，说他是“和平主义”，并给与他相对立的松冈外相贴上“侵略主义”的标签。

躺在库房病床上的洋右氏，把谦一郎叫到枕边，让儿子记录下他用英语口述的《驳近卫手记书》。

一九四六年一月底，美军军医以需要松冈外相到医院治疗为名将他接走，实际上这是为了防止他自杀的一个借口。

就这样，他身带重病而被关进了巢鸭监狱。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终于开始了。

当法庭讯问松冈外相是否承认甲级战犯的罪状时，松冈以强有力的声音回答说:"not guilty!”(无罪)， 简直不象是个身患重病的人，使法庭为之一惊，但也成了他在公开场合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五月十日，他的病情恶化，被转入美军医院就医。

进入六月，美军通知家属领回病人，谦一郎则托熟人把他送进东大坂口医院内科，二十七日，松冈洋右前外相终于结束了他那六十六岁的一生。

谦一郎将父亲遗体移到千驮谷的库房，美国辩护律师沃伦抱着遗体哭着说:“you are not guilty!”(你是无罪的)。

沃伦以《驳近卫手记书》为依据，一直在法庭上为松冈外相辩护，企图证明他并没有参加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决策。

洋右死后，沃伦曾拼命向盟军司令部活动，希望能从起诉书中删掉松冈的名字，但远东军事法庭未予批准。

松冈谦一郎所属的同盟通讯社，战后根据GHQ的指令，解体为时事通讯社、共同通讯社和电通三家，原同盟社的人员任选出路，松冈则进入了由该社的前辈冈村二一(原“东京Times"社社长)等，所创办的“Sun摄影新闻社”。

当我在战后再见到松冈时，他已是该公司的负责人了。

我们又彼此安排时间见了两三次面，但已无需再躲避别人的耳目了。

有一次，松冈突然向我表示:“今后我必须度过严峻的人生难关，很需要你这样一个伴侣呀！"

我以兴奋的心情听了他的话。

其实，这本来是我在八年当中一直等待的一句话，可是现在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又是那么平静淡薄。

他头一次给我来的鼓励信和照片都一直还珍藏在我的手里，尊敬他的心情也没有变，但我这个逃脱了死刑，好不容易才撤回到日本的人，似乎已不同于往昔了。

如果是在停战以前，我会马上高高兴兴地接受这个要求，可是现在就连我自己都不知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难关呢！

我已下定决心再走电影演员的道路。

双亲和弟妹也都从北京撤了回来，全家的生活已经压在我一个人的肩上。

松冈向我透露出求婚的意思，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艰难时刻。

也就是说，我必须在“结婚”和“工作”这两条路上作出抉择，但我只能选择“工作”这条路。

后来，松冈从"Sun摄影新闻社”转到电视界去，以后当了个很长时期的“朝日电视”副社长，于前年(一九八五年)就任日本“有线电视”的社长，现在正活跃在宣传媒介的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