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特务杨登瀛被捕，即将被判处死刑，陈庚：我能证明他的清白

1951年，尽管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一年多，但大陆仍然潜伏着许多敌特人员。

这一年，南京人民政府发布公告：

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

很快，特务们就前去自首，而没有自首的也很快被公安局抓捕，其中就包括杨登瀛。

杨登瀛被捕后，其身份很快查明，他曾化名鲍君甫，是南京中统首脑，他在接受审讯时却说，“我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是国家的功臣！”

审讯人员却认为，杨登瀛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有很多人证的，法院也认为应该判处其死刑。

杨登瀛立马慌张了，便对审讯人员说，“我真的对国家有功，不信你可以去问陈庚！”

听到陈庚的名字，审讯人员愣了一下，觉得这件事或许不简单，有必要核实一下，万一杀错人就麻烦了。

很快，事情就被告知陈庚，陈庚又找到陈养山，二人一起开具证明，证明了杨登瀛就是我党安插在中统的特工。

有了陈庚和陈养山的证明信，法院很快就释放了杨登瀛。

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杨登瀛的功劳的确很大，就连周总理都能证明，临终前提起的几个名字当中，就有杨登瀛。

那么，杨登瀛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与周总理、陈养山、陈庚等人，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杨登瀛是广东省香山人，1893年出生，他年青时曾留学日本，是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还拥有不错的文字功底，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很熟悉，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日本通。

1920年，杨登瀛学成回国，在上海的几家日本报社当撰稿人。

1924年，杨登瀛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参加五卅运动，接触到了一些国民党左派及中共党员，与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比如顾顺章。

除了与党派人员有来往，杨登瀛还与上海总工会、青帮等组织关系密切，在上海很“兜得转”，也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人物。

1925年年末，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杨登瀛的人生，这个人便是陈养山。

老年陈养山

当时，陈养山到位于上海租界的国民党中央交通局任职，经人介绍向杨登瀛学习日文，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

等到相熟之后，陈养山便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读物送给杨登瀛阅读，让杨登瀛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

后来，在陈养山的介绍下，杨登瀛又认识了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中共党员，进一步吸收了进步思想。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杨登瀛对此感到十分不满，便在报刊上对蒋介石颇多微词，蒋介石得知后，派人将他关进大牢。

好在杨登瀛关系网庞大，几个月之后，在蔡元培等人的保释下，他得以重获自由。

1928年春，陈果夫、陈立夫有意在上海成立特务组织，他们对青帮进行拉拢，最终青帮头子杨剑虹被任命为特派员，负责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也就是中统在上海的分支机构。

别看杨剑虹的身份不起眼，权力却大得惊人，抓谁杀谁都是他一句话的事。

好巧不巧，杨登瀛与杨剑虹是同乡，之前就关系密切，当时杨剑虹急需帮手，认为好友杨登瀛头脑灵活、交际广泛，尤其在租界中朋友很多，便让其当了自己的副手。

1930年，杨剑虹因帮会内斗被杀，上海中统一时群龙无首，徐恩曾见杨登瀛是个人才，便任命其为特派员。

徐恩曾

为了拉拢杨登瀛，陈立夫还亲自来到上海，将蒋介石的任命状交给他，上面写着：

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有了这份任命状，杨登瀛作为上海中统老大的身份就确定了，他一跃成为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杨登瀛之所以能成为上海中统的老大，得益于他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

当时，中统刚刚成立，在徐恩曾之前，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先后当过主任，杨登瀛积极与他们结交，最终与他们成为亲密朋友，这些人后来都身居高位，为他提供了不少便利。

就拿张道藩来说，他为了当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需要杀掉一个竞争对手，杨登瀛得知后很快就派人杀了那人，他也如愿当上副部长，便对杨登瀛感激涕零，并视其为知己。

有一次，张道藩和陈立夫到上海，杨登瀛撒了大把钱接待，今日“一品香”，明夜“大都会”，声色犬马、美女如云，两人快活得不得了，便对杨登瀛十分满意。

徐恩曾上台后，秉承陈立夫的意旨，对杨登瀛极力拉拢，杨登瀛则积极回应徐恩曾，很快就与徐恩曾成为莫逆之交，徐恩曾甚至将位于中山东路5号的党务调查科秘密办事机关地址告诉给他。

当时，除了国民党特务机构之外，中共和各种反蒋组织也都活跃在租界，徐恩曾让杨登瀛在租界收集情报，他不知道的是，杨登瀛其实是中共安插在中统的卧底！

原来，当初杨登瀛加入中统，曾向陈养山征求意见，陈养山又向陈庚做了汇报，陈庚则向周恩来做了请示，周恩来特许杨登瀛加入中统，并让陈养山迅速从杨登瀛家搬走。

陈庚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陈庚成为了与杨登瀛单线联系的上级，两人因此建立了亲密关系。

在上海租界活动期间，杨登瀛与英巡捕房西探长兰普逊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兰普逊不但让他自由出入租界和巡捕房，还聘请他当巡捕房顾问，让他拥有了逮捕、审讯犯人的权力，如此一来，英租界便成为中央特科的后花园，活动起来方便不少。

通过英巡捕房，杨登瀛得知了许多关于德国和日本的情报，他将这些重要情报一分为二，一份交给徐恩曾，一份交给陈庚。

作为国民党员，却又给中共做事，杨登瀛可谓是“双面间谍”，他一度为此感到苦恼。

有一次，杨登瀛在上海外滩与化名王庸的陈庚见面，他对陈庚说，“我给国民党当特务，实在是太痛苦了，每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时时刻刻活在刀光剑影之中，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还要虚与委蛇，警惕敌人识破我，真是难啊！”

陈庚理解杨登瀛，便对他说，“我知道你的处境和为人，但为了共同的事业，还请你坚持一下，我们会支持你的！”

杨登瀛说，“我只是发发牢骚，请你理解！”

临别前，陈庚得知杨登瀛活动经费不足，便拿出一根金条交给他，并对他说，“以后我们每个月给你三百大洋，特别花费另当别论。”

旧上海

就这样，在陈庚的支持下，杨登瀛源源不断地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租界获取情报，这些情报为中央特科的行动提供了极大帮助。

1929年8月24日，彭湃、杨殷、邢士贞、张际春等中共方面的党政军要员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会议进行到一半，突然冲进来大批特务，将与会人员全部逮捕。

事后，陈庚认为敌人“登楼捕人如预知的一样”，便认定党内一定出了叛徒，那叛徒是谁？

为了找出叛徒，陈庚找到杨登瀛，杨登瀛手眼通天，一打听就得知了真相，原来叛徒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早在一个月前，白鑫就通过弟弟向国民党投诚，他叛变的理由是，他的一个亲属因为背叛革命而被彭湃下令枪决，他要报仇！

后来，经中央特科核实，证明杨登瀛提供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陈庚便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很快就做出指示：

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

陈庚再次联系杨登瀛，得知彭湃等人将被转送到上海警备司令部，中央特科便全体出动，在必经之路设伏，只可惜敌人临时改变行程，结果陈庚等人扑了个空。

不久，彭湃等人遭到杀害的消息就传来，陈庚内心十分悲痛，怒不可遏的他，发誓一定要除掉叛徒白鑫。

为了找到白鑫，陈庚又找到杨登瀛，杨登瀛告诉他：

白鑫就像不敢见天的老鼠，天天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今淮海中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有一群保镖护着。南京方面已给白鑫一大笔钱，他将于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

陈庚获取情报后，很快就展开行动，在白鑫住所附近设伏，白鑫出门时发起突然袭击，最终将试图逃走的白鑫击毙。

自白鑫被杀后，周恩来认为杨登瀛提供的情报及时而准确，为了更高效地与杨登瀛联系，他安排连德生（曾赴苏联接受过特工培训）和安娥（化名，真名张红惠，后成为田汉夫人）充当杨登瀛的联络员。

此后一年多，杨登瀛屡次传递重要情报，先后向陈庚告密了叛徒戴冰石、陈慰年、黄弟洪等好几名危害极大的叛徒，使得陈庚及时将这些叛徒铲除，从而及时止损，杨登瀛还设法挽救了被特务逮捕的任弼时。

而在杨登瀛的努力下，许多中共党员被安插到中统，比如“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就是在他的帮助下成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的。

钱壮飞

后来，在钱壮飞的努力下，更多中共党员进入中统，中统几乎成为我党的后花园，获取情报如囊中取物，钱壮飞还在顾顺章叛变后挽救了我党。

可以说，杨登瀛对我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却是我党最亲密的战友，周恩来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1931年4月，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投敌叛变，他熟知我党大量机密，危害极大。

好在钱壮飞第一时间得知了消息，并将消息传递给周恩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顺利撤走，损失并不太大。

刚得到消息的时候，陈庚曾找到杨登瀛说，“此地不宜久留，你还是到外地躲一段日子！”

杨登瀛却认为有张道藩当后台，顾顺章绝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便对陈庚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待在家里！”

陈庚十分担心，又对杨登瀛说：

你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

说完，陈庚就与杨登瀛分手了。

不幸的是，徐恩曾很快就带着大批特务气势汹汹地来到上海，杨登瀛作为告密者的身份也很快就暴露，当即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南京警备司令部。

不过，杨登瀛是幸运的，他最终被释放出狱，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钱壮飞的出现，不但导致中统没能取得预想的胜利果实，还让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大间谍潜伏在身边却不自知而倍感耻辱，就在两人焦头烂额之时，又出现了一个通共的告密者，这个告密者还是被陈氏兄弟及徐恩曾视为人才的杨登瀛，二人的耻辱感瞬间倍增，压力也很大：这事要是被蒋介石知道了，还不得动雷霆之怒？

可以说，此番与中共对决，中统看似赢了，实则输得很彻底，连裤衩都不剩了。

为了将事件的影响降到最低，众人决定由张道藩出面，以杨登瀛是“情报贩子”“曾经有功”为由，出资保释其出狱，徐恩曾则一路绿灯，最终杨登瀛只在牢里关了小半年就被释放。

杨登瀛出狱后，陈氏兄弟、张道藩、徐恩曾等人还嘱咐他要小心做人，实则是让他管住嘴，不要乱说话，毕竟他掌握了太多秘密，徐恩曾甚至给他安排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长的职务，让他有个安身立命之处。

事情就这样平息了，大家都感到满意，杨登瀛的生活却因此陷入困顿，还与我党失去了联系。

南京旧照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到重庆，杨登瀛得以彻底恢复自由，到建国初期，他的生活已经十分窘迫了，他却没有找陈庚、陈养山等人，其实陈庚一直很挂念他。

1951年，全国都在开展镇反运动，杨登瀛自认为曾帮助我党，不能算敌特人员，便没有去公安局自首。

然而，有人却举报杨登瀛，说他以前是上海中统要员，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他还是上海滩有名的花花公子，不知道祸害了多少无辜妇女。

得知这个情报后，南京市公安局很快就逮捕了杨登瀛，杨登瀛百般辩解，却没人信他，他情急之下让审讯人员联系陈庚。

当时，南京法院院长名叫鞠华，他认为这件事有些蹊跷，如果杨登瀛真的是特务，怎么敢联系长期跟特务打交道的陈庚呢？

为了谨慎起见，鞠华给陈庚去信一封，陈庚看到杨登瀛这个名字后，顿时激动起来，原来杨登瀛还活着！他回想起杨登瀛为我党做的贡献，以及对自己的关心和帮助，就感慨万千，便给鞠华回信一封，说：

鲍君甫，自1927年即暗助我党，曾多次立功。建议从宽。

虽然只是寥寥数笔，却将一个死刑判决给掰了回来，杨登瀛很快便被释放。

后来，杨登瀛的事迹逐渐被披露，人们这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大英雄，但他的生活却很穷困。

陈庚

1954年，杨登瀛给陈庚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生活十分困难，希望得到帮助，如果不是真的活不下去了，他不会开这个口的。

陈庚接信后，非常重视，当想要跟杨登瀛见一面，在南京军区的安排下，杨登瀛来到了北京，与阔别20年的老朋友见了面。

当时，与杨登瀛见面的还有陈养山、安娥等人，他们都是老熟人，众人无不感慨万千。

为了解决杨登瀛的生活，陈庚给南京方面写了一封信，“希望给杨登瀛一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

后来，南京公安局每个月给杨登瀛发放100元生活费，当时人均工资才几十元，100元是一笔不小的钱了。

但是，杨登瀛家依然过得很拮据，原来他家孩子太多，开销实在太大，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孩子们冻得不行，他便向安娥求助，安娥便给他寄去了很多棉衣和生活用品。

1967年，杨登瀛被几个自称为“专案组”的人带到北京，此后就再也没回家，他被胁迫写陈庚和陈养山的“黑材料”，但被他严词拒绝，为此还挨了好几顿打。

1969年年底，杨登瀛因病去世，死前对孩子们说：

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正如杨登瀛所言，周总理没有忘记他，1976年周总理临终前与罗长青进行了密谈，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

作为秘密战线曾经的最高领导者，周总理提到杨登瀛，大概是为秘密战线工作者在建国后的不公待遇感到不平，虽然无可奈何，却通过召见罗长青向外界释放出一个信号：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都不该被忘记！

可惜，杨登瀛没能得知这件事，他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