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汪伪当过汉奸，老蒋封他中将，解放后又成为开国功臣，为何？

“1956年4月，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笑着交代：‘给唐生明拨四万元，他落户北京还缺房子。’”

会议室里有人愣住了。唐生明，这个名字在十年前还是国民政府通缉榜上的“特大汉奸”；再往前两年，他又被蒋介石亲口赞为“抗战奇功”，授中将衔并奖银两百万。一张牌，被两位宿敌轮流翻来覆去，却始终没有被弃置，这究竟靠的是什么？

要想解开谜团，需要从1939年初冬的陪都重庆说起。那时，日军已控制华北华中，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伪政权。蒋介石以“三面作战”自居，一面正面抗战，一面对共内战，第三面则是对汪的暗斗。为这第三面，他急需一位能混进汪伪高层的“活棋”。戴笠推荐了唐生明——黄埔四期、唐生智之弟，背景硬，人脉杂，还擅长社交。

蒋介石并不放心，他反复查阅档案：唐氏兄弟与中共交往甚密，甚至在南昌、秋收两次起义时暗送枪弹。风险固然大，价值也大，最重要的是唐生明在社交场上的“花花少爷”外壳足够迷惑人。蒋思忖良久，仍拍板：“就他了。”

1940年中秋，唐生明带着影星夫人徐来绕道香港潜入上海，天天出入舞会酒会，故意高调。试想一下，外界只见他夜夜笙歌，哪想到背后还有军统暗号密报。果不其然，汪精卫留意到了这对新晋“名流”。可汪多疑，为了验证忠诚，他安排了著名的鸿门宴。

宴席上觥筹交错，汪突然冷声质问：“你是不是奉戴笠命来取我性命？”全场空气一度凝滞。唐生明拍案而起：“杀鸡何须牛刀？真要取汪先生，带着妻子来赴宴算哪门子江湖规矩？”一句半真半假的怒斥，配合“拖家带口”这种不设防姿态，恰到好处地化解了杀机，也让汪精卫姑且放下了心。

汪放下心还远远不够。陈璧君三天两头约徐来“喝咖啡”，实则旁敲侧击；唐生智则在重庆《中央日报》头版刊登“痛斥逆弟启事”，蒋介石更配合地对外宣布“通缉唐生明”。这一唱一和，让汪伪上下信了八分——唐生明与重庆彻底决裂。就这样，他在南京、上海左右逢源，建立起与周佛海、李士群等人的密切往来。

真正考验随之而来。1943年夏，军统电令：设法铲除李士群。李手握特工总部，血债累累，保护层层叠叠。唐生明先在日军宪兵司令岗村面前“吹风”，又在周佛海处“添柴”，制造李士群已成“极端不可靠汉奸”的舆论。岗村一拍桌子：“牛肉饼宴请！”氰化物下肚，李士群当场毙命。至此，唐生明的内线地位无可置疑。

值得一提的是，唐生明的情报不仅对中方有用，同盟国也尝到甜头。1944年秋，他与日本海军少佐古川对饮。古川酒酣耳热间透露：联合舰队正集结琉球，打算再演一次珍珠港。密报送达重庆，经美军核实后采取“抢先偷袭”，重创日舰百余艘。美国海军史料迄今仍保留对那份中文译电的高度评价。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当众撕毁通缉令，又在上海赐宴嘉奖，授唐生明为“国防部中将部员”。然而盛筵易散，国共决裂不可避免。唐生明看得透，对内战摇头。他在南京、长沙、广州之间穿梭，暗中与唐生智、程潜、陈明仁等人联系，做的还是“和平局”。1949年8月，长沙突然宣布停战，湖南未遭炮火，正是唐生明早期疏通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他婉拒赴台邀请，转道香港。这里，他又促成“两航起义”——两家民航公司260余架飞机、万余人员整体北上，等于让大陆一步跨进喷气时代。周恩来拍案称许，毛泽东干脆邀其回京担任国务院参事，并拨款安家，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纵观唐生明的一生，外人最常问的是：他到底是“多面间谍”还是“真心爱国”？档案显示，他确实在汪伪政权挂过职，也确实收过重庆的密令，更与延安保持管道。换言之，身份多重并非传闻。区别只在于动机——若以个人升迁为核心，他完全可以跟随蒋介石去台湾；若以金钱为目的，百万赏金足够南洋养老。可他选择留在新中国，这说明政治信念最终盖过了功名利禄。

当然，他也并非完人。潇洒好酒、迷恋交际、行事游走灰色地带，都让他在保守派眼中“危险”。然而正是这种“花花公子”外表掩护，才让他在情报战中来去自如。对情报界而言，结果决定价值——既能刺破汪伪核心，又能稳住湖南局势，还能空运两百多架飞机回来，足以让敌我双方都不敢低估。

1987年，唐生明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一岁。追悼会上，沈醉题诗：“一生享尽人间福，到老终能晚节全。”军统旧人、八路军老同志、民航代表齐聚一堂，泾渭分明的群体同时为他执绋。这种复杂局面，恰恰映照了他“多面而不失本色”的一生。

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缠绕到这般程度者，近代史上为数不多。有人说他是福将，也有人说他是机遇的宠儿。不管标签如何变化，有件事不可否认：在决定民族存亡的关键节点，他总能押对方向，并用看似轻佻的方式完成极为沉重的任务。这样的角色，正是谍战史最难复制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