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谈拉斯洛新作《温克海姆男爵返乡》：一场漫长的毁灭

当地时间10月9日，瑞典文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克劳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以表彰其在文学上的成就。

拉斯洛的新作《温克海姆男爵返乡》即将由译林出版社推出。据书评君最新得到的消息，该书已进入付印阶段。以下内容为译者余泽民为该书所作的译后记《一场漫长的毁灭》，经出版社授权，特此刊发。

撰文 | 余泽民

《温克海姆男爵返乡》（暂定）

作者：[匈牙利]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译者：余泽民

版本：译林出版社

即将出版

温克海姆男爵与《撒旦探戈》

1985年，三十一岁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出版了他的长篇首作《撒旦探戈》，可以说出道即高峰，而他开始写这本书，是在二十八岁。在20世纪80年代的匈牙利文坛，《撒旦探戈》与艾斯特哈兹・彼得的《小说导论》、纳道什・彼得的《回忆之书》一起构成匈牙利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壮观风景。《撒旦探戈》对冷战时匈牙利的政治乃至人类困境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文学的结构和语言上也形成了自己繁复、黏稠、幽邃、阴郁的哥特式风格，为作者赢得了世界声誉，1993年在德国获得了年度最佳图书奖，并被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不吝溢美地称为“能与果戈理和梅尔维尔相提并论的匈牙利启示录大师”。

《撒旦探戈》通过匈牙利大平原上一座小城中众人的命运，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类“从绝望到希望再到绝望”的历史轮回，有如魔鬼的探戈，进一步退一步，时快时慢，充满抵抗。1989年，作者又创作出《反抗的忧郁》，让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鲸鱼标本随一个巡回表演的马戏团出现在小城的广场上，阴谋与恐惧，让本来沉郁、压抑的小城一夜间失序，卷入疯狂，而巨鲸的死眼睛目睹了东欧政治的怪诞寓言。之后的二十几年，作者又写了好几部书和电影剧本，故事背景有的发生在西欧或美国，有的发生在中国或日本，2015年他还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国际布克奖”，多次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热门榜单上……直到2016年《温克海姆男爵返乡》问世，作者才又将我们带回那个似曾相识的小城世界，同时追溯了匈牙利政权更迭的历史。有评论家将它视作“《撒旦探戈》的续篇”，我更倾向于将它跟《撒旦探戈》《反抗的忧郁》一起归为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启示录三部曲”，想来这三部小说之间有着强烈的主题联系，均聚焦于无助的绝望和徒劳的等待，故事的地点也很容易辨认，都发生在小城久洛和周边的乡村，发生在一个“被上帝遗忘了的”偏僻角落，读者可以在一个近似舞台的环境中和近似寓言的讲述里审视东欧社会的变迁，就像一个在末日狂欢的深夜既惊恐又兴奋地躲在窗帘后怀着对未来一无所知（或者说对正在降临的末日一无所知）向街上窥望的小城居民，看到一队摩托车风也似的穿城而过……

作者说过，年轻时，他是在读了卡夫卡的《城堡》之后开始写作的，所以不难理解，他在《撒旦探戈》的开篇抄下了一句《城堡》里的话：“那样的话，我不如用等待来错过它。”小城里的居民都在等待，绝望地等待，或者说带着一骗就信的希望翘首等待。在《撒旦探戈》里，人们等来了伪装成“救世主”的骗子伊利米阿什；在《反抗的忧郁》里，等来了一个暗藏杀机的巨鲸标本；在《温克海姆男爵返乡》里，则等来了寄托了所有人的期盼和美梦的老男爵，不过与前两部小说不同的是，就连男爵本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成为这场由他自己引发的等待的牺牲品。等待，既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文学的核心主题，也是在特定历史中东欧人（当然，包括了更愿称自己是“中欧人”的匈牙利人）唯一可以选择的行动方式，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只能是等待，而不是行动，等待的结果是绝望与毁灭。

温克海姆这个姓氏，在《撒旦探戈》里就出现过，当伊利米阿什带着一行人离开小城的途中，经过了已破败不堪了的“温克海姆庄园”，他们在那里目睹了异象，先是看到一块白布从天上缓缓飘落，而后是已死去两天了的小艾什蒂升天：“忽然起风了，在彻底的寂静中，那具晃白刺眼的尸体恍惚向上升起……后来，当它升到与橡树的树冠顶相平的高度，突然开始摇晃起来，并且抽搐着开始下降，之后重新落到那片空地的中央。看到这个场景，刚才那些不具肉身的嗓音开始愤怒地谴责，就像是一曲抱怨大合唱……突然间，一切重又恢复了寂静。只有嗡鸣，只有隐隐的隆隆声增强了一些。尸体重又开始上升，在空地之上升高了两米，开始抖动，随后突然开始急速地向上飞去，很快消失在静止、肃穆的浓云之间。”这是《撒旦探戈》中刻画得最诡秘的一幕，像是某种天启，传递末世的讯息。

时隔三十年后，作者让流亡阿根廷大半生的温克海姆男爵返乡，我们又在同一个地方找到两部作品相关联的线索，只是时间已从冷战时期跨入了使用手机的新时代，小城居民各怀心思地等待那位远居阿根廷、经常能在报纸头条上看到的温克海姆・贝拉男爵的归来，市政府和地方媒体也以同样的热情和期盼恭候男爵的到来，期待他能带来传说中的巨额财富，改变这里苦涩的生活。市长这么想，警察局长这么想，所有人都这么想，所有人的愿望汇成一片迎宾的海洋。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左）和余泽民。译林出版社供图。

如果细究，温克海姆（Wenckheim）是一个源自奥地利的古老姓氏，“温克”（Wenck）是家族祖先所在的地名，“海姆”（heim）是“当地人”的意思，后来，家族中的两支分别获封了男爵和伯爵。18世纪下半叶，温克海姆家族的一部分成员迁到了位于匈牙利王国东南部的贝凯什州，从军从政，当医生或工程师，先后修建了好几座庄园。在这个家族里出过许多大人物，比如温克海姆・尤若夫，是头顶奥、匈两国伯爵头衔的大将军，在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军的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还有一位与小说主人公同名的温克海姆・贝拉男爵，曾在奥匈帝国时期担任过匈牙利王国的内务部长和国王私人事务大臣，只是此男爵非彼男爵，小说中的温克海姆・贝拉男爵是一个年轻时就随家人流亡到南美的花花公子，一个欠了一身赌债，甚至因此蹲过牢的老赌徒，一位性情古怪、软弱无能、神经质的老派绅士，他非但无力拯救这座小城，甚至连记忆都无处安放。

对男爵来说，这次旅行不仅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还是从一个时代来到另一个时代，从清晰的记忆里回到陌生的家乡，他除了那顶十分惹眼的黄色礼帽和最后的两个愿望外，可以说一无所有。他的愿望其实也很简单：最后看一眼出生地，约见已忘记了面孔的初恋女友，再就是去一趟年轻时常去的一家名叫“卡西诺”的咖啡馆，然而早年的记忆已在半个世纪历史的变迁中物是人非：玛丽艾塔变成了他认不出来了的玛丽卡，咖啡馆先是变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赌场，而后变成中国人开的台球厅……关于男爵和这个国家的联系，书里有一句话最能反映本质：“当列车穿过边境时，他并没有注意到，因为什么都没有发生。”

男爵是一只“怪鸟”，他看世界的角度和解读方式与常人迥异，就像一个现代版的堂吉诃德，空洞的理想主义与冷酷的现实格格不入，就连他的外貌都与堂吉诃德颇为相似：“他的个子非常高……胳膊长得可怕，身子很长，腿也很长，连他的脖子都很长，还有他的脑袋，也不知道怎么，被抻得又长又窄，从下巴开始，向上蹿得很高，嗯，他的额头也特别高，我从来没见过那么高的，虽然我看到过一两个画走形的人物，我告诉你吧，他瘦得就像拉着吉卜赛大篷车的瘦马，一个真正的瘦干狼……”男爵神情恍惚，飘忽不定，似乎悬浮在错位的时空里。故事围绕着男爵返乡缓慢地展开：居民们听说，身价不菲的温克海姆・贝拉男爵从阿根廷经维也纳乘火车返回故乡，居民们翘首期盼，就像等待救世主一样充满希望，相信自己会被拯救，因为在历史车轮的碾轧下，这个地方贫困、破败、沉闷得令人难以忍受。

小城映射的是匈牙利社会，甚至是东欧社会的封闭性，人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是扮演受难者的角色，没有行动，只是等待。故事的主线就这么简单，但读者一旦耐心地进入，就进入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语言圈套，因为这部小说真正的疯狂在于许多平行发展、如同多个短篇一样深入展开的故事，它们与主线的联系更为松散，让读者感觉就像搭乘一艘远洋轮旅行，途中要时不时地换上潜水服，戴上潜水镜，穿上脚蹼，甚至背上水肺潜入海底，随着某一个角色沉浸其中，感受如死水般的生活和意外的冲突。市政府和媒体也都全力以赴，市长召集合唱团排练，连夜腾空城堡，在火车站组织盛大的迎宾活动，玛丽卡则变回了男爵记忆中的玛丽艾塔，幻想将要发生的世纪重逢，而对此毫无准备的男爵从下车的那一刻起，就被推上一只身不由己的漂流筏。

跟《撒旦探戈》一样，这部小说的开篇也有一句冷峻的话：“永远；能持续多久，就持续多久”，这句话透出的既冷酷无望，又坦然无惧的气息，堪比《撒旦探戈》开篇的那一句。只要我们读完这本书，就能体会到这句话表露出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屈从态度：我们永远都在等待，即便历史更迭，也没能改变我们等待救世主的这种“羔羊世界观”，总将自己生活的改变寄希望于某年某月某一天某个陌生人突然出现，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从政权更迭中获得任何新的经验”，这里的“我们”狭指匈牙利人，泛指人类。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左）和余泽民。译林出版社供图。

1954年，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出生在匈牙利大平原东南部贝凯什州的久洛市，自然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将多部小说的故事都安排在那里。贝凯什州曾有多处温克海姆家族的领地，现存的温克海姆庄园就有好几座，《撒旦探戈》里提到的那座就在久洛市郊，那座庄园虽然建于20世纪初，但如今早已断壁残垣，如一具骨骸横陈荒野；而《温克海姆男爵返乡》里提到的“奥尔马希庄园”则是另一座，全称是“温克海姆-奥尔马希庄园”，始建于18世纪中叶，晚期巴洛克的古典主义风格，保存相对完整，这座庄园本是温克海姆家族的财产，但由于1855年温克海姆・斯蒂芬尼娅小姐嫁给了奥尔马希・卡尔曼伯爵，所以庄园也作为陪嫁归属了奥尔马希家族。曾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英国病人》里的主人公奥尔马希伯爵，就是出自后一个家族。书中的水塔至今矗立，高37米，而且顶层确实是一个观星台。

登峰造极的批判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小说从来都不会让读者轻松，因为他的行文风格总是与通常的阅读预期背道而驰：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期待情节会加速推进，可作者却不急不慌、慢条斯理地委婉讲述，缓慢得霸道而精彩，讲述了时间的流逝，却又没有流逝，巧妙地将读者置于等待的境地，让我们也变成了书里的居民，等待某些事件最终发生或不发生（即使没有发生，也是发生了什么），并用它们来填补等待的抽象。“对我们来说，唯一应该看到的就是各种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世界只不过是一场由事件构成的癫狂，是数以十亿计事件的癫狂，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没有什么是有限制的，没有什么是可以把握的，我们刚想要抓住什么，一切都会从我们手里滑脱，因为没有时间，也可以这样理解，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抓住什么，因为事物总是在滑脱、溜走，因为情况就是如此，因为事情总是不断地发生，因为有数以十亿计的事件，它们既存在，又不存在，我们假设有一条所谓的地平线，在这条地平线上——正像我们说过的那样——有许多事件，它们在同样不真实的时刻里消失，就像它们在那里出现一样……”小说里，始终与男爵这条主线并无直接瓜葛的教授先生在做每日的“思想免疫训练”时说出了这样的一段话，注释了小说的时间和叙事结构。

从这位因研究苔藓而受人尊敬、后来以极端的形式逃避喧嚣的教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熟悉的影子：一个是《撒旦探戈》里躲在窗后写观察记录的退休医生，另一个是《反抗的忧郁》中闭门谢客、宅在家中只顾研究音乐理论的音乐学校前校长，这三个人物想来都是作者的分身，都沉湎于形而上学的生命哲学，以避世的方式做“局外人”，但最终逃不掉世间的纷扰，教授先生的结局更甚，书生被逼得变成了怒汉，让我联想到电影《有话好好说》里最后抄起家伙的张秋生。总之，在这几部小说里，校长接替了医生，教授接替了校长，而且跟男爵相似，教授也不是一个正常人，他的不正常还表现在，他是城里唯一没把男爵视为救世主的人，而且，他的行动与男爵的相反，男爵还乡，教授离乡，男爵寻死，教授求生，他的出逃和玛丽卡的出走，还是给读者在绝望中留下了一线希望。

在贝克特的戏剧里，两个流浪汉徒劳地等待戈多；在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小说里，我们跟全城人一起等火车，老男爵倒是到了，这才知等待是徒劳的，小说的叙事更加多维，错综复杂，缓慢离奇而引人入胜。我们一旦进入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的叙述，就会被迷住，阅读下去。这本小说的叙事技巧在于，作者让事件的当事人或目击者轮流讲述，从而从多个角度，用多副面孔、多种声音、多种态度勾勒，拼接，比如列车员、加油站服务员、出租车司机、邮递员、图书管理员、神父，每个人都用不同的声音说话，组成丰富、立体的画面。换句话说，作者使用了一种类似真人秀的手段，给每个出场的角色（哪怕是个跑龙套的）都配备了一台跟拍的摄像机，通过许多不同的视角缓慢展开主线故事，自己则像一个导演坐在一个面对几十个屏幕的操控台上，以他的设想、他的节奏、他的技巧任意切换画面，掌控全局；或者说，他就是开篇那个以“警告”控场的强势指挥（我们可把开篇的《警告》视为序言，看叙述者怎么组织这个故事），读者跟书中的所有角色一样都是乐团里的乐手，不管这场“合作”多么地折磨人，但也必须坚持到底，共同完成演出（实际上指挥自己也很受折磨）；再或者说，他就像上帝，芸芸众生尽在股掌之间。多元视角和叙事风格共同构成了小说复杂、多元、有时看似混乱的结构。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小说，你要么别读，要么就不要质疑地听从他的引导。塔尔・贝拉导演的成功，就在于顺从了作者，将文学语言忠实地转换成了电影语言。只是有一点我很好奇，如果塔尔先生能再度出山改编拍摄这部小说，他怎么用黑白胶片处理那顶十分惹眼的黄色礼帽？在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世界里，极少出现如此鲜艳的颜色。在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作品里，我们总能看到社会批判，不过在《温克海姆男爵返乡》里，这种批判可谓登峰造极：他通过报社编辑部接到的一封匿名信《致匈牙利人》而直言不讳、严肃刻薄地剖析了自己民族的劣根性和累积已久的社会问题，对人物的心理动机、狭隘野心，以及社会现状有着深邃的洞察和把握，想来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就是作者自己的又一个分身。

《温克海姆男爵返乡》与《撒旦探戈》的创作相隔了三十一年，除了部头更大、线索更多、结构更复杂外，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变化：这部小说的基调不再是悲剧和挽歌，而是怪诞、讽刺与反讽，虽然同样是悲剧主题，但穿上了一件黑色幽默的外衣，但这种独特的、毁灭性的幽默并未削弱绝望的内核，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而言，绝望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在我看来，《温克海姆男爵返乡》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量不亚于《撒旦探戈》，小说揭示了等待的脆弱无助、时间流逝、世事莫测，以及人类生存的残酷本质。小说中的人物十分丰富，既有举足轻重的市长、警长、主编、图书馆馆长和摩托帮首领，也有图书管理员、旅行社员工、邮递员等平民百姓，还有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孤儿和无家可归者，他们构成了一幅社会生活全景。当然，这些角色与其说是鲜明的个体，不如说是角色类型，主要是体现社会角色，因此大多数人只有身份，没有姓名，包括在故事中分量并不亚于男爵的教授先生，这种处理增加了作品的寓言性。甚至它以一种对作者来说或许并不常见的方式，探讨了一些当下的社会问题，比如体制变革、难民危机、吉卜赛人问题、媒体不道德的运作方式等，同时又不失其惯常的形而上学视角，使作品成为一部可从多个角度讨论的深刻悲剧。

最后再谈一些翻译体会，翻译《温克海姆男爵返乡》的艰难超过了《撒旦探戈》，不仅因为书中仍是缓慢、冗长、岩浆般流淌、超出一般读者忍耐力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复杂长句，还因为故事中角色们之间许多没头没尾，甚至穿插到一起的对话短句，要知道，匈牙利语中第三人称不分性别，而语法上第三人称又与第二人称的尊称相同，因此在翻译中光是想要分辨清“他/她/它/您”就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当我向作者抱怨时，他说他很抱歉，那是他故意为之，他故意利用匈语的这种模糊性增加阅读难度，逼迫读者更加专注，“参与侦破”。不过，这部小说虽然读进去不易，一旦适应了它的叙事节奏，就能感知到悬疑小说的味道，勾起读下去的好奇心。这部作品难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体量超过了《撒旦探戈》，人物和线索也庞杂了许多，视角和讲述角度更是不断变化……当然，对于中文版读者来说，这种困难已经大幅度减少，因为在翻译过程中我已将它们部分地化解，一是基于汉语的特点，二是为了避免让读者读糊涂，偶尔用人名替代人称。另外，我在有些地方加了分号和句号，这也是参考其他语言译本的做法，要知道原文稠密得令人窒息的段落里几乎只用逗号，而且频繁调换主语，对匈牙利读者来说都很困难，所以我不想让我们不懂匈语的中文读者过久迷失在匈语迷宫里。

对了解《撒旦探戈》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叙事——乍看上去——也许并没有带来太大惊喜：一潭死水似的小城若不是等来了一个陌生人，若不是这个人给他们带来“被拯救”的希望，很可能会慢慢地自我毁灭。《撒旦探戈》等来的伊利米阿什，他不仅将居民们带了出去，而且安插到各地去等待命令，伺机行动；但至于什么行动，作者并未交代。而我在翻译这本书时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在《撒旦探戈》和《温克海姆男爵返乡》里都有一个叫“哈里奇”的角色，他在前一本书里潜伏了下来，而在后一本书里，“谁都没有看到真正的哈里奇到底是谁，因为哈里奇把秘密藏在了心底，以最庄重的方式睡着了”，我脑子里跳出一个猜测：莫非这两个哈里奇是作者埋下的一条暗线？莫非在男爵家乡发生的这场毁灭，是从《撒旦探戈》的结尾延伸出来的一种结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一场漫长的毁灭，或说是一个漫长的毁灭周期。在《温克海姆男爵返乡》里，留在城里的人都死了，连许多尊雕像都被砍了头，唯一的幸存者是一个智障的“傻孩子”，他坐在水塔顶层已被烧焦了窗框的窗口俯瞰在烬火中燃烧的城市废墟，一遍又一遍地哼唱那首已无人聆听、无人合唱的童谣——《城市在燃烧》：

城市在燃烧，房子也在燃烧，

着了不止一栋，而是成百上千，

火！火！火！火！

哎哟哟，运河实在离得太远。

在我眼前浮现出的这个画面似乎暗示了两层含义：一层是这个世界经过一场怪诞的狂欢后真的毁灭了；另一层则是一个新的毁灭周期正悄悄地开始，傻孩子将接替教授的角色？

2025年9月3日，布达佩斯

本文为摘编内容。作者：余泽民；摘编：何安安；编辑：张进，刘亚光；导语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