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瀚情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陈伍国）

1949年秋，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十九两个兵团进行了西北战场上最后两个战役——扶眉战役和兰州战役，从而基本结束了大规模的解放战争。

这时，各纵队已经改编为军的编制，一军、二军和七军编为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六旅编为六师，属二军建制，张仲瀚任师长，熊晃任政委。9月下旬，张仲瀚随一兵团从古城西安直取青海，翻越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进击河西走廊，挺进张掖，解放酒泉，兵临玉门关下，直叩新疆大门。

1949年9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分别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

10月1日，部队在酒泉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会。10月上旬的一天，在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部的军用地图前，张仲瀚怀着兴奋的心情接受王震司令员交给自己的任务。、王震把手指停在南疆北疆分界处的天山咽喉焉耆、库尔勒一带，郑重地对张仲瀚说：“你迅速组织一支包括领导干部和农林、水利技术骨干在内的先头部队，先行到达这些地区进行踏勘布点，做好一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新战役——屯垦戍边、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准备。我已经和陶峙岳将军通了电话，请他派一批熟悉新疆情况的技术人员先行到焉耆等候，与你的先头部队会合。”

10月13日，张仲瀚带着40多名有关人员，分乘1辆吉普车和3辆大卡车，风驰电掣般地向目的地进军。

在南疆小镇库米什，他们遇到持有陶峙岳亲笔信的新疆省水利局局长王鹤亭、地质所所长王恒升和一些农、林、牧、水利技术人员。张仲瀚如虎添翼，更加增强了圆满完成任务的信心。

踏勘近一个星期，张仲瀚谈笑风生，了无倦意。出现在牧民猎人中间的这位气度不凡的将军，有时很像一个风水先生。不少人第一次从他那里听说，开都河还曾有过通天河的美名。

到了和靖，张仲瀚还拜访了蒙古王爷。王爷听说来人是解放军的师长，立即大礼相迎。和靖、和硕是蒙古人的聚集地，他们过着“天不管我我管天”的游牧生活。告辞后，张仲瀚对随行人员说：“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中特有建树的兄弟民族，但游牧生活终不能使他们摆脱落后与贫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刷新各族人民的历史。”

经和硕到达焉耆后的第二天上午，起义的一二八旅旅长陈俊送帖子来请他们吃饭。然而，张仲瀚已于清晨带着这支先头部队进入了茫茫草原，到开都河南岸的铁门关踏勘去了。

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执行勤务者外，应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加速屯垦戍边的进程，1950年早春，张仲瀚、陶峙岳跟随王震，带着水利、土壤专家等随员，踏着冰雪大地，冒着刺骨寒风，向准噶尔盆地边沿进发。

当时，工兵团正抢修玛纳斯大桥，车不能通行，他们就挽手徒步履冰过河，沿古驿道西行，一路勘察了石河子、乌拉乌苏、三道河子等。次日，他们继续西行，经老沙湾县城、奎屯、车排子、炮台等地，接着又转回石河子向北至老鸦窝一带。所到之处，满目是丛生的红柳、梧桐和骆驼刺等，低洼处则芦苇茂密，遮天蔽日。他们披荆斩棘，穿行其间。

此行历时5天，行程千余公里，取得了有关新疆地理、水源、土壤等的第一手资料。经反复研究，北疆首先开展以炮台和石河子为中心的两大垦区。张仲瀚率领九军二十五师、二十六师受命在这两个垦区“作战”。

战火中走出的部队指战员们，放下武器，抡起铁镐和坎土曼，拉着土制犁，在亘古沉睡的戈壁荒原上，奏响了屯垦戍边大生产运动的序曲。

千古荒原上的“戈壁明珠”

刚到垦区，指战员们既无住房，又无帐篷，就挖地窝子以栖身。玛纳斯河水涨，道路翻浆，运输中断，粮食供应困难，他们就挖苇根填腹。张仲瀚风趣地说：“如果说中国革命是以‘小米加步枪起家、发展而取得胜利的话，那么新疆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赤手加坎土曼去取得打开局面、奠定基础的胜利的。”

张仲瀚和陶峙岳经常带着干部下连队参加劳动，与战士同吃同住。张仲瀚高卷起衣袖，和大家一起挖地窝子。他说：“干这个我是内行。你们没有赶上去南泥湾挖窑洞，今天赶上了天山脚下挖地窝子。明天的高楼大厦，就从地窝子开始吧!”

第一年，他们就做到了蔬菜、肉类和粮食的自给或部分自给。准噶尔的戈壁荒滩上，呈现出片片绿洲。

1950年夏，新疆军区党委决定：在玛纳斯河西岸、天山北麓的石河子，建设新疆第一座“戈壁新城”，作为生产部队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指挥中心。

12月，石河子建城工程处成立，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赵锡光兼任处长，张仲瀚兼政委。

建城工程处的首要任务是做好规划，拿出一个切合实际的方案来。“怎样才是切合实际呢?这个城市应当建成什么样呢?”几个不同意见的方案摆在了张仲瀚的办公桌上。为了做好这个规划，他翻阅了不少城市建设书籍，经常向建筑工程学者、专家请教，并把自己的想法与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交换。

张仲瀚说：“所谓切合实际，并不是指仅局限于目前的经济起点与实力，而是要着眼于适应新疆经济发展和屯垦戍边事业发展的需要和要求。用这个观点看，把石河子规划为1万人的农业城市是不适应将来的发展要求的。粮食、油料、皮毛的加工，机械的维修和制造，有许多不是农业自身所能解决的。……我们正在进行的农业生产仅仅是极微小的开端，我们兵团的农业将是现代化的、大规模的。发展农业的结果，必然要发展工业。有工业，才有城市，城市是发展工业的结果，是为工业(同时也是为农业)服务的。”“城市能容多少人，不是地面能住下多少人口，而是城市的经济能力能养活多少人口。”

为此，张仲瀚亲自设计了一个方案i为使这个新城市具有民族气息和中国气派，将整个形状规划为长方形、棋盘式和开放型的，可以扩展，可容15万至20万人口。增加了工厂、学校，城市中心规划为行政区，四周为文教、工业、商业发展区，林带花园环抱着一个个居民区。

1952年，在石河子城规划区的中央，第一座行政办公大楼拔地而起。次年，小礼堂落成。

随后，张仲瀚又用了5个年头，在实践中对这个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并于1958年正式形成了石河子新城的规划，使石河子发展成为现在享誉中外的一颗璀璨的“戈壁明珠”。

边疆处处赛江南

1954年10月7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陶峙岳任兵团司令员，王恩茂兼任兵团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张仲瀚任兵团副政委、党委第二书记。

刚开始，有不少战士甚至领导干部对此不理解，议论纷纷：“新疆军区分两支部队，一支打仗，一支生产，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军不军，民不民，二转子，还不如解甲归田，回老家去!”“‘庄稼兵没干头，干脆打报告到现役部队去。”

针对这些思想，张仲瀚用心研究了历代守备边疆、屯田以定西域的大略方针，联系南泥湾大生产的经验，逢会必讲，逢人便说，宣传毛泽东寓兵于农的思想：“我们兵团是一个特殊兵种，又是军又是民，‘两个护，一个团结，左手拥政爱民，右手拥军优属。中心是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繁荣富强的新新疆。自古以来，当兵吃粮饷天经地义，而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则不吃军粮，不拿军饷，不穿军衣，平时创造物质财富，战时消灭敌人。试想：我们现有10万转业军队，将来还要发展到几十万、几百万人，一年将会为国家创造多少财富，节约多少军费啊!”

讲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时，张仲瀚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既不是现役的、正规的人民解放军，也不是一般的国营农、牧场或企业，中央要它保持解放军的光荣称号和组织形式，正是为了让它继续发挥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和工作队的作用，担负起屯垦戍边的重任。这就是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在新疆这种社会、地理、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运用和发展，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结合。历史终将证明，这是我党屯垦戍边的一个历史创举……”

后来他把这种思想抱负凝练成一首七言诗：

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

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入玉门关。

每有干部来找张仲瀚提出调动或返内地时，他就把这首诗拿出来“请教”，往往使对方愁眉紧锁而来，眉开眼笑而去。

兵团成立后，张仲瀚敏锐地提出“积极发展，慎重稳进”的方针，每年以增加5万至10万人的速度扩展，掀起了建设正规化国营农、牧场的高潮。

与此同时，一股“只能进行农业，不能进行多种经营”的冷风，阻碍着兵团事业发展的步伐。面对这股冷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部的一些干部也产生了糊涂认识和消极情绪，提出要“重新考虑兵团的组织形式”和“双重领导关系问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国家农垦部和新疆自治区双重领导，以自治区为主)，“把兵团交给地方”；认为“兵团发展速度太快了，工业办得太多了”，“兵团发展生产越快，对民族团结越不利”。

在国家农垦部部长王震，以及新疆自治区党委的支持下，张仲瀚等兵团领导坚决抵制了以上屯垦戍边事业发展的阻力，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得到了大发展，迎来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事业的昌盛时期。建立“边境农场带”，铸祖国钢铁长城

“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的安全与领土完整。”

张仲瀚牢记毛泽东1952年对解放军一部分整编转为生产部队时的教导，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日起，他就坚定不移地按毛泽东“三个队”(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建军思想建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以农为主，工农兵学商并举，劳武结合的方针。

张仲瀚多次强调：“屯垦戍边，不能只抓坎土曼丢了枪杆子。我们处在祖国的西大门，面对着绵延万里的边境线，毛主席叫我们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形式，正是要我们继续执行‘三个队的任务。对此决不能打折扣。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兵团‘三个队的任务次序、侧重可有不同。现在我们把‘生产队摆在第一位，然后是‘工作队和‘战斗队。重点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但‘三个队必须并存，必须结合，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缺一不可。”

1962年4月，新疆伊犁、塔城地区部分边民在外部势力的策动和诱骗下外逃。当时，张仲瀚刚从北京开会回到兰州。一天晚上，他刚躺下休息，就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张政委，明天派专机到兰州接你返京，总理有事安排。”

次日，张仲瀚一回到北京就火速赶到王震家，才得知新疆边境发生的情况。晚上6点半钟，他随王震来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分析了伊、塔边境事件的形势，讲了党中央处理此事的方针和政策，用深沉的语调对张仲瀚说：“你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处理比较合适。这可以说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吧。”随后，周恩来向他明确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兵在边境斗争中的任务、方针、政策和策略，要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边民逃出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代耕、代牧、代管”。

张仲瀚向周恩来坚决表示：“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定全力以赴，落实周总理的部署。”

次日，张仲瀚火速赶回新疆，向自治区党委汇报了周恩来的指示，并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会上作了紧急安排。在此严峻时刻，张仲瀚主动协助自治区党委指挥，劝阻边民外逃和制止事态发展，火速调集、组编一定数量的民兵值班连，沿中苏边境布防。同时，警卫地州党政办公机关，维护了社会治安。

这年夏秋之交，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到新疆检查工作。张仲瀚总结汇报了执行“三代”任务的经验，并正式提出建议：在“三代”的基础上，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沿边境建立“边境农场带”以巩固边防；同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不脱产的民兵形式，建立在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上相当于正规军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值班部队”，完全生产自给，不支用国家军费，只由国家装备武器。以“民兵”为形式，可以隐蔽力量。这个建议由雷英夫转报中央军委后，很快就获得批准并电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于1963年组建一批如上标准的值班部队。到1965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在中苏、中蒙1300余公里的边境线上，建成了一条包括几十个农场、纵深宽达几十公里的边境农场带，筑起一道坚强的屏障。

1965年7月，周恩来到新疆视察工作时，检查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民兵建设。他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主力，但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建立第一线部队，既生产，又工作，又能战斗。

身在北京，心在天山

从踏上新疆这块宝地屯垦戍边的第一天起，张仲瀚就非常注重钻研生产科学知识，提倡科学种田，科学管理，按科学办事，并经常虚心向教授、学者、专家、劳动模范请教。

张仲瀚每到农场、连队检查工作时，对纵横交织的排水渠道总感到心情沉重不安。他面带难色地说：“我们这是在干既挨打又受罚的傻事，挖了排水渠就等于给地判了无期徒刑。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兵团的农业就会在盐碱面前打败仗，当逃兵。驯服水土是决一死战。”他狠狠抓住这一关键，广泛听取专家、技术人员和干部群众的意见，亲自召集农、林、牧、水利等各专业干部座谈。同时，组织干部到连队蹲点搞试验，探索对土壤变化发生作用的诸因素及其活动规律。终于总结出一套综合土壤改良的措施：平整土地，渠道防渗，重新规划，改造条田；牧草合理轮作；农牧结合，种植林带和培植林区并举，避免用挖排水渠的方法。

20世纪60年代初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事业蓬勃发展，充分展示了它在新疆的战略作用和地位，党中央决定在西北五省区推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验，大力发展生产建设兵团事业。

为此，周恩来在京两次召见张仲瀚，传达中央意图：决定组建一个西北农业建设兵团和一个西北林业建设兵团，并明确指示，两个西北兵团都让张仲瀚来管。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中央西北局成立一个领导两个兵团的领导小组，你参加这个领导小组，具体抓这一工作。”

张仲瀚坚决、迅速地执行周恩来的指示，两年内选调了从师到团的管理、业务、技术干部，支援成立了西北水土保持兵团(后改称西北林业建设兵团)。之后，他又按周恩来的指示，选调干部和战士成建制组成了一个2000多人的农业建设团去西藏支援建设。

正在张仲瀚为西北生产建设的宏伟蓝图而欢欣鼓舞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兵团的某些领导人利用传达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机会，公然宜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全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存在着激烈、严重的阶级斗争，有些单位的领导权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掌握，做了许多坏事，要把他们彻底打垮，一个也不能放过……”

面对一连串非难和打击，张仲瀚想不通；“一个月前，《人民日报》还决定用8个版面的篇幅连续宣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就和经验，称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伟大的创举。而一个月后的今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怎么成了全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呢?”“周总理要推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经验，要我把新建的两个西北兵团都管起来的话音还未落，怎么一夜之间连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呢?”“毛主席历来肯定新疆和平起义有功，为什么现在陶峙岳却成了‘假起义、真潜伏的罪人呢?我党一向肯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造起义部队是成功之举，为什么现在又被戴上‘阶级投降，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的罪名呢?”

8月25日，新疆自治区党委三级干部会议在昆仑宾馆召开，兵团某位领导人迫不及待地在第二天的小组会上宣布，“揪出了以张仲瀚为主帅、贺振新为副帅的反党集团”，号召大家起来揭发批判。

眼看红红火火的兵团事业要毁于一旦，张仲瀚着急、愤懑，又无可奈何，最后终于病倒了。但他仍竭力安慰和鼓励来医院看望自己的同志：“在任何压力面前，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最好的斗争。必须坚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方向是正确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7年的巨大成就就是不容抹杀的客观存在，历史的发展定会做出公正的结论。”

1967年1月，江青公开点名批评张仲瀚：“张仲瀚是王震的一个打手，是地地道道的花花公子，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张仲瀚終于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分子”、“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了。3月，他在北京被强行投进了监狱。

在8年零3个月的漫长监狱岁月中，张仲瀚多次上书周恩来、叶剑英和韦国清，陈述自己的观点，希望中央对这场斗争作出公正的结论。

1975年春，经周恩来精心安排，排除阻力，将此事交邓小平操办，向毛泽东递交了关于尽快落实政策、释放张仲瀚的报告。毛泽东亲自批示：“张仲瀚原是部队的人，还叫他回部队去。”这年5月15日，张仲瀚终于被解除监护，住进了总政招待所。，

1979年12月17日，经中央军委审查批准，总政治部作出了《关于张仲瀚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为张仲瀚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由于张仲瀚的身体备受“四人帮”严重摧残，加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已被撤销，叶剑英劝他留在北京，“住院治疗，尽快恢复健康”。同时，中央军委任命张仲瀚为解放军炮兵顾问。

在这段时间里，张仲瀚身在北京，心在天山，无时无刻不想念着新疆，想念着被林彪、“四人帮”横加破坏的西北屯垦戍边事业：“如果说我一生中有过最伤心的事，那就是被迫离开了新疆。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恍惚回到了新疆，看到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和各族人民，看到了那里劳武结合、改天换地的军垦战士。”

1980年3月9日，张仲瀚在北京逝世，永远离开了他魂牵梦绕的生产建设兵团和那些勤勤恳恳的军垦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