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近代的一个害人世家：刘汉福、刘恒富、刘恒贵

在1919年至1949年长达30年的漫长岁月中，刘汉福及其长子刘恒富，次子刘恒贵一家，利用权势，残害人民，坏事干尽，歪事做绝，是新乡老少皆知的害人世家。

刘汉福，新乡县八里营人，1920年迁来新乡，在新华街东头路南定居。刘汉福貌似和善，心狠手毒，人称“笑面虎”，他在新乡大肆贩卖毒品，残害人民，由大烟土而红丸，由红丸而海洛因，大发横财。

他家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楼阁亭台，有男女仆人躬身侍候。在为其长子刘恒富完婚时更是铺张奢侈，场面之大，客人之多实为罕见，轰动新乡城关，白天宾客如云，亲朋满座，晚上悬挂几十盏煤气灯，满院亮如白昼。留声机放着唱片，年轻美貌的女艺人唱着河南坠子，围观的群众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旧社会贩卖毒品也并非合法，但由于他财大气粗，不惜重资结交军政头目，因之有恃无恐。

他的罪恶收入越来越大，财产越聚越多，而受其毒害者也与日俱增，不少人因吸毒弄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沦为乞丐，甚至倒毙街头，陈尸荒郊。吸毒在旧社会害人之深，流毒之广，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上自官宦人家、富豪乡绅，下至劳工艺人贩夫走卒，皆趋之若鹜。由于毒品深入到社会各方面、各阶层，销路格外宽广，其营利之大，是任何商业难以比拟的。但贩卖者若无强硬后台及广泛拉拢和重金行贿也难以维持。

刘汉福就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成为姜庄街首屈一指的暴发户。1930年新乡专员唐肯离职后，王尹西继任专员，或系刘一时巴结不到、拢络不周，被专署士兵抄家。但他消息灵通，预先携带妻妾细软远逃天津，庇护于日租界，国民党当局也无可奈何。

但刘汉福平时养尊处优惯了，加之年事已高，身体衰迈，受此打击难以承受，气愤交加一命呜呼，了此可耻的一生。

刘恒富是刘汉福的长子，1917年生。先后在新乡县第一小学、汲县振华中学，新乡初师上学。1937年“七七”事变，他南逃开封，考入国民党航空军校，赴昆明白云机场学习航空驾驶。因其纨绔习气未改，花花公子脾气未变，经受不住军训约束，屡犯校规被开除。

1939年返新投敌，充当日军栗登部队便衣侦探，继任日军宪兵队特务队队长、县警备大队队长，开始了他叛国效敌、残酷迫害人民的鹰犬生涯。

日军宪兵特务大队部设在解放桥北路东，专事侦捕我地下工作人员，破坏抗日活动，或随日军下乡扫荡，烧杀抢掠。刘经常带领特务，狐假虎威，残害民众，饭店、戏院是他们作威作福的的场所，大烟馆、妓女院是他们的安乐窝。

他为效忠日军，告诫手下人“我是新乡人，亲朋故旧多，无论是谁，只要可疑，打了再说，省得你们小手小脚”。刘在辉县抓到一名八路军，严刑拷打后，拖到陈堡当众活埋。许多爱国同胞被打死埋在河滩，或抛尸河内。有的被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苦苦折磨后，又强迫自己挖坑，活活埋掉。

1942年商人王清海从汉口做生意返新，被刘指控为八路军探子，抓去用棍子打、鞭子抽、烟头烧脸、火燎头发，折磨的死去活来，奄奄一息。

刘为了满足他荒淫糜烂的生活需要，常常以走私和通匪等罪名，对工商业户大肆敲榨勒索，轻者勒令罚款，重则抄没资财。二横街商人崔某，因未及时送款，被抓到特务队，遭到严刑毒打，后虽以重金贿赂获释，但不久身亡。类此落得人才两空，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

许多商民，畏其权势，每逢刘府婚丧喜庆或过年过节，不惜馈送重金厚礼，以保平安。刘说：“只要我想要钱，一张口就是钱”。刘在大发横财后，重振家业，在二横街西圪塘大兴土木，建起一进两院计36间，里宅3座楼房，富丽堂皇。

他生活淫荡，沉溺女色，独霸疏河街妓院中年轻美貌的高级妓女素云为妾。但他还不满足，又以教日语为名。诱骗姜庄街侯宝玉之女桂云为三房姨太，有人出于对刘的吹揍，曾作了一首歪诗云：“翩翩少年郎，家有美姣娘，素云容貌美，桂云会文章”。

他是一个地头蛇，中华戏院在日伪时期是新乡唯一的大戏院，不少名角均在该院演出，按惯例要到刘家拜“码头”，否则即难演出。刘恒富借此大发淫威，年轻美貌之坤角无不被其蹂躏，特务名声狼籍，刘深知好景不长，就使出狡兔三窟之技，筹办三育中学，充任第一区伪区长。在他就职区长的布告中假惺惺地写到“恒富一介书生，束发受书，弱冠从军，返新后即时以造福桑梓为己任”，以惑人耳目，巩固其统治地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投靠日军的国民党新五军军长孙殿英，被任命为剿“匪”先遣司令。刘见风使舵投奔新五军，被任命为新乡城防司令。后做了孙殿英的替罪羊，被孙以锄奸的名义枪决于新乡县西门外。当时围观百姓如潮似，无不指尸唾骂，真是死有余辜，遗臭万年。

刘恒贵是刘恒富的弟弟，1918年生，倚其家兄刘恒富的势力，任日伪县政府宣传科长、亲仁会会员，敲榨民众，充当汉奸作敌伪喉舌，并派谍报搜集我抗日情报，破坏抗日运动，罪大恶极，在建国初镇反运动中被我人民政府依法处决。“害人世家”终于被革命的历史洪流所淹没，但他的一笔笔血债至今仍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