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兰回忆我的前半生17：山家亨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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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家亨在川岛芳子被处死的二年后，即于一九五O年一月底，自杀于山梨县的山中。

他们两个人，都是以中国大陆为舞台，从事谍报、谋略工作的，而且一直保持着爱与怨的关系，但一个是被判刑处死，一个人是自杀，都死于非命。

山家的老家是静冈市，据现在静冈市教育委员会工作的侄女山家智嘉说:“山家"家的门第是德川幕府时代的一个幕臣旗本家，从幕府直辖的甲府藩邸值勤移住到骏府(静冈)的。

其父谦二郎，在静冈经营当地特产茶叶的加工和出口业，曾在美国住过，在当时来说，也算是个走在时代前头的“留洋派”。

归国后，曾在旧制静冈中学教英语，并兼任基督教会的牧师。

有的传记中把他父亲说成是外交官，说山家是由美国女人生的混血儿。

其实都是误传。

山家是长子，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他毕业于旧制静冈中学，然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三十三期)。

陆士毕业后，立即以委托生身份进入了东京外国语学校，专攻汉语和蒙古语。

可见从这时起，他已把自己作为一个军人的活跃天地定在中国大陆上了。

他在松本第五十联队(团) 机关枪中队任中尉时，由于他和川岛浪速等满蒙游说集团进行接触为契机，而认识了川岛芳子。

山家在松本联队时代，是个光荣的联队旗手，联队勤务结束后，于一九二七年作为语学研究生被派往北京留学。

在约二年的研修中，他已完全掌握了标准的北京话，取名“王嘉亨”，作为军报道部部员而活跃在情报、宣抚战线上。

在此期间，于一九三O年他在北京结识了一位日本新闻记者的独女清子，不久两个人即以灼热的恋爱而结婚。

一九三三年生一女取名博子，后来他把妻子留在父母家，自己单身到奉天去上任。

山家就是在这一时期常到奉天我家来。

一九三八年，病弱的爱妻先他而谢世。

他们的结婚生活仅以五年时间就结束了，而且夫妇在一起生活的日期总共也不过是几个月。

山家的鳏居生活是从我到满映当演员的那一年开始。

从此以后，他便一天天地走上了与女人鬼混、酗酒和吸鸦片的堕落道路。

这种行迹，与清子夫人的早逝和重新恢复与川鸟芳子之间的旧情，恐怕不是没有关系的。

后来，山家从奉天的满洲国报道部调到了北京的北支军报道部，他便以南池子的“山家公馆”为据点，展开了华北地方的文化工作活动。

他的主要任务是，发行中文报纸《武德报》，组织话剧剧团，统辖监督电影的制作、调配和放映工作，不久便从少佐晋升为中佐。

由于工作关系，他和中国的新闻界、文化界和戏剧电影界的人交往增多，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奢华。

在他身边，经常有美女、名酒和麻药相伴。

山家之所以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花哨起来，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山家可能要把女演员利用于情报活动中去；另一方面是女演员们可能为了要争得一个好名或一个好的角色，而主动地向掌握文化工作大权的最高负责人献媚。

我认为，这两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

这样一来，女演员为了讨掌权者的好，自然就要发生卑鄙的争风吃醋和互相中伤的情事，于是丑闻到处流传。

例如:

一、说以山家亨为后台而设立的新民会所属中国剧团的女演员，没有一个不和他发生关系的；

二、说某中文报纸，为了得到白报纸的特殊分配，在前门大街(北京著名的繁华街)举办了美女比赛会，然后把选中的“前门大街小姐”,作为人身陪伴提供给山家；

三、说在向敌军阵地散发的传单上，除写有“只要投降，就有可享乐的生活”字句外，还配有酒池肉林之宴的画，这些画就是按“山家公馆”的夜里情景原原本本描绘下来的；

四、说他把出身于北京的电影演员李明纳为妾，并向制片人施加压力，要他们制作由李明主演的电影，而另一方面又和她的竞争对手白光发生关系，挑唆她们进行争风吃醋的争斗……

当然，这些谣传都被过分地夸大了，但也不见得都是无根据的吧。

如，李明和白光之间的关系就是事实。

一九四二年，山家被调到了南京的军报道部。

李明紧跟着就追到了南京。

于是，就风传起她要以山家为靠山， 挤进上海的电影界。

我为了拍摄《万世流芳》，在从北京去上海的途中，在南京下车去对山家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看到好久没见的山家已显得有些憔悴。

他在驾汽车陪我去南京郊外中山陵游玩的途中，开口问我:“你知道白光这个女演员吧！”

我边听边思忖:哈哈，这又是他恋爱咨询的续篇呀！

他接着说:“最近，白光给我寄来个紧急通告——说李明已有年轻的中国情人，她所以还愿意做我的情妇，只是为了利用我，想借报道部的权势，给她介绍一位上海电影界的名导演。据说，李明把从我这里每月领的津贴，全都贴给了那个小白脸。淑子，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问我“怎么看"，其实我也没主意。

我也很熟悉白光，是个带有性感的女演员。

恐怕正如外面所传，白光要挤走李明才向山家献媚的。

而李明的小白脸的传说，大概也是事实。

“叔叔您是怎么看白光的？”我反问了他。

"比李明诚实。她对李明的做法感到非常气愤，觉得我很可怜。白光和李明是同时登上影坛的好朋友，现在闹得已互不说话，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叫我摸不透。”

山家显然处在困惑的境地，但那也只是浪漫的烦恼。

归根到底，等于给我讲了一段他的恋爱史。

但是，从当时的口气已使我察觉到，他要抛弃李明而换白光了。

山家到南京工作没有几个月便调到了上海。

在上海我依然扮演了倾听山家恋爱史的角色。

他到任后不久，便到百老汇大厦来找我。

他穿一身刺眼的纯白色雪克斯金细呢的合体西装，飒爽英姿宛然一副花花公子打扮。

他那兴致勃勃的样子，简直同在南京见面的音容面貌判若两人。

他马上又提出了有关他的切身向题。

“终于和李明分手了，吵得很厉害，大哭、大叫、大骂、大闹一场，最后还扬言要杀死白光。"

他把与李明分手的原委简单地说完之后，又吞吞吐吐地说:“现在我和白光住在一起。”

当晚，我应意出席了在国泰饭店山家房间里举行的宴会。

去前，山家对我说:这次邀请的人主要是中国话剧界人士，但也有许多电影界的名人，你还是去认识认识为好。

实际上，他是想让我和白光见见面、“承认"他们的关系。

白光依然十分妖艳。

从她的态度可以看出，她对山家是景仰和热爱的。

她为人厚道、纯朴、明朗，与李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宴会很隆重。

正当抗日、排日的恐怖活动不断发生的时期，能举行这种只有中国人参加的宴会，除非山家是任何人也办不到的，这不能不使我感到钦佩。

正因为参加宴会的人都是些具有激进思想的话剧界人士，谈话的话题也就偏重于抗日和排日的问题。

我看到他们那种不考虑警宪是否在场而公然批判日本的样子，简直惊呆了。

东道主本身尽管是日本的军报道部负责人，可他却穿着比中国人还合体的中国衣服，边嘻嘻地笑着边拄着手杖在人群中穿梭，有时还停下来和人们搭话。

一位姓曹的年轻名导演对山家说:“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只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设置了强有力的军事警察(宪兵)，治安情况确实好多了。”

这一半是上海居民的真实体验，但也是对日本人的尖锐讽刺。

山家则冷淡地回答说:“承蒙您夸奖，实在不敢当。”

宴会结束后，山家把我带到了位于法租界郊区的著名赌博场。

一走进这个有银带手枪的守卫来回走动的大门，就可以闻到一股散发着香甜而又倦怠的气味。

这对于在潘家侍候过吸鸦片烟人的我来说，立刻就明白里面是个鸦片窝。

山家也是瘾君子，他的屋里也常常弥漫着与此相类似的气味。

在一个顶棚上悬挂着枝形吊灯的辉煌大厅里，人们瞪圆了眼睛，盯着轮盘的旋转和骰子的滚动。

那里有白人、有黑人，也有黄色人种，简直象是一个人种的样本市场。

这里充满了上海那纸醉金迷之夜的气氛，不愧被称为魔都的国际城市。

使我吃惊的是，山家在这个赌场也很吃得开。

不论碰见什么人，还是擦身过去的人，都向他点头致意。

山家手里拿着一个盛有伏特加鸡尾酒的玻璃杯，边俯视着窗外那系在岸边船上灯光闪烁的夜景，边向我、又象自言自语地说:

“中国人最讨厌那种趾高气扬、瞪着眼睛用军人腔调呵喝人的日本人。可是，日本人自己又不自觉。处于被占领下的中国人，尽管暂时听从了征服者日本人的话，但没有一个人相信日本军部所宣扬的那套日满亲善和日华亲善的鬼话。我已经渐渐有些讨厌日本人了。”

山家在一九四三年的某一天，突然被召回了日本东京。

但这次不是单纯的述职，也不是暂时的归国。

当他到市谷陆军宪兵司令部报道时，便遭到了逮捕、拘押，以背叛国家罪、泄漏机密罪、违反军纪和吸食麻药等十几项罪状受到起诉，并被移送军法会审。

山家之所以被召回，以川岛芳子直接向东条英机夫妇告密一说最为可信。

据山家的侄女智嘉说:“伯父对一切事情都闭口不言，但祖母(山家之母阿山)却说:“他是被川岛芳子告密的。”

山家的不检点行为早为上海报道部内所注视，从上次川岛芳子密告他“通敌”以来，便衣宪兵就对其在公私两方面的言行进行了侦察。

这次川岛又把他与白光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再次以间谍罪对他进行了告密，而且这次不是现地的宪兵队，而是直接向东条陆军大臣进行了控告。

不知川岛芳子是否知道是山家把她从多田中将的暗杀命令中拯救出来的？

还是明明知道，就更加把山家恨之入骨呢？

当时，我为拍片子回了东京。

有一天，白光突然来到乃木坂的帝国公寓找我，她拿出一封山家写给我的信，其中写道:“如果有任何不测，白光的一切就拜托了！"

据说，她是在山家被召回日本时，随之一起飞到日本的。

后来暂时寄居在静冈的山家父母家。

她说她要为中佐的无罪出庭作证。

我曾几次陪白光到陆军拘留所给山家送东西，但一次也没有获准见面。

不久，便给山家下达了判决——十年有期徒刑。

白光得知后，在我公寓里哭得死去活来。

白光认为，山家之所以被召回交付军法会审，是出于李明的告密。

由此看来，山家是受到了来自川岛芳子和李明两方面的报复。

白光象着了魔一样，带着一种凶恶的神色咬牙切齿地诅咒李明:“李明那该死的，我一定要杀了她，绝对不能饶她！不，只是杀她还不能解我心头之恨，要把她一段段地凌迟，叫她再也不能成形，要把她慢慢地折磨死。对啦， 把她的身体绑起来放在铁轨上，先把她的两条腿轧断，再把她的两只胳膊轧断，而且也不杀死她，让她象芋虫那样活下去！”

她那种象发疯似的诅咒语言，使人不免想起了清朝末期的西太后，竟把她的情敌后宫贵人活活地泡在水缸里饲养着的轶话。

这种凶恶的报复，使我也感到毛骨悚然。

山家被关进了名古屋的陆军监狱去服刑。

白光暂且寄居在静冈的山家父母家，常常和他的女儿博子以及侄女智嘉到名古屋去看他，可是，就连这些亲骨肉也没有获准见面。

白光不得已便悄然地回到了上海。

我在战后，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山家，大概是一九四九年的十一月。

战前在中国最后的一次见面是一九四三年。

所以，已经相隔了六年之久。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山家突然到东京阿佐谷我的家来访问，正赶上我在家，在门口刚一见面时，我竟认不出他是谁了。

他那原来丰满的两颊已松弛下来，好象丧失了脸的轮廓。

原来分得很漂亮的长发变短了、额头也秃了、留着长长的胡子、穿一身旧洋服。

伤感地对我说:

“分别以后，发生了许许多多事情，受了许多罪啊！中国女人的复仇心真是可怕呀！不过，也怨我的品德不好，军方认为我与中国人接触得太密切了，为了对从事中国方面工作的人作杀一儆百的警告，才判处了我的重刑。 军法会审后，我便被关进了名古屋的陆军监狱，但空袭时监狱也被轰炸，我趁着混乱逃了出来，一直隐藏到停战。”

其实，山家并不是单纯地要躲避军方的搜捕，而是怕作为战犯被送还中国去受审。

所以在一个短期内，他便成了一个“失踪的人”。

山家又对我说:

“现在我正从事出版工作，因在事业上屡遭失败，日子很不好过，不知你是否能借给我二百万元(日元)，如果明天我交不上款，就难免要作为诈骗犯被捕。”

当时，总理大臣的月薪也不过是五万元，要说二百万元可不是一笔小钱。

关于山家在出版事业上屡遭失败，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走上了自杀的情况，《周刊朝日》(一九五O年二月二十六日号)作了如下的报道:

“在静冈乡间休养的山家于一九四六年到了东京，纠集原报道部的部下，在丸大厦的地下室创办了一个文化社，最初发行了一种名为《马塞》的、反映工会运动的照相凹版杂志，接着又发行了《银幕文摘》，但两份杂志都发行了几期就失败了。后来，又在茅场町开设了一个名为大凤社的印刷厂，但由于收进来的全是拒付支票，所以债台高筑、很快就达到了几百万元。尽管遍向亲戚、同期生们借钱，便终于到了拆借无门的地步。(中略)

山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便组织了一个名为‘日本劳需物资’的有名无实的皮包公司，反过来他自己也开出了拒付支票。这样一来，就以诈骗的嫌疑，成为野方警察署追查的对象。

归根到底，隔行如隔山，他根本就不会做生意。

战后的人心，已完全改变了‘部下的心'，从前的部下已不象从前那样情愿向他献出一切了。

在一再遭到失败的情况下，终于使他丧失了生活下去的信心。”

曾几何时，那个身穿漂亮的中国服、俨然一副大人物的山家；那个身穿特制的雪克斯金细呢西装、出入高级夜总会的山家，如今却穿着一身破旧西服，为了向人借钱，已不得不低头哈腰了。

当时，我刚刚重新登上日本电影界的影坛，正在连续拍摄《我一生放光辉的日子》、《热情的人鱼》、《流星》、 《《人的面貌》和《归国》等影片，山家看见了电影海报， 才想来找我筹点款。

过去我曾受到他多方面的照顾，所以也很想帮他一些忙，可是当时我的家连眼前的生活费都十分拮据，阿佐谷的住房也是借钱才买了下来的。

包括父母在内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都要由我一个人来挑，能供弟妹们上学就已经够吃力的了。

山家听了我坦率而又实实在在的说明之后，又向我拜托似地说:“我明白了。不过，既无钱可借，我想请你把我的女儿博子暂且收养在你这儿，不知是否可以？因为我有事，要出远门。”

我只好回答他:“让她住在这里倒也没什么，只是照顾一个妙龄的姑娘，责任重大啊。而且，仅我们一家的生活都勉勉强强……”

山家又向我解释说:“只因那孩子太倔强，不愿听从我现在那个老婆的话，而且她从小就很敬慕你，如能让她暂住在你这里……”

山家在战后不久就和远亲的一位小姐再婚，十六岁的博子正当多情善感的年纪，看来和继母之间的关系处得很不和睦。

话只是说到这里，山家就回去了。

我望着他走去的后影，已经是副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身姿了。

两三天之后，我外出回来时，看见门前停着一辆载着衣柜和棉被口袋的自行车拖车。

只见茶室里坐着一位身穿水兵式制服的少女，圆圆的脸庞显得十分可爱，但不知什么地方却显得有些单薄。

“我是山家博子，请您多多关照！”大模大样而又很天真地打着招呼。

我看到博子那种以为准能收留她而高兴的样子，当然不能再把她赶走。

据说她刚十六岁，这不禁使我想起当年，我也是在她这个年龄离开父母寄居北京潘家的往事。

幸好她和妹妹诚子由于年龄相同还合得来，便在诚子的屋里放进一张床，让他们住在一起了。

博子在阿佐谷我的家住下后，便开始到六本木的东洋英日女子学院上学去了。

在两个月后的一九五O年一月二十八日，我正在松竹大船制片厂和三船敏郎一起主演黑泽明导演的《丑闻》 时，晚上十点多钟，我在大船车站前的大佛旅馆，突然接到由每日新闻社会部打来的电话。

“你认识山家亨这么个人吗？”对方开门见山地提出来。

我说:“认识呀，怎么啦？”

对方立即告诉我:“他在山梨县的山里自杀了！"

我吃惊地“咦？”了一声之后，对方又接着说:“是夫妇一起自杀的，两个人把身体绑在松树上，分别喝下了溶有一瓶安眠药的果汁。留有六封遗书，其中五封是向警察和债权者道歉的，有一封则是给你的，写着: ‘女儿博子就拜托您了'。”

然后，新闻记者在电话中追问:“你和山家是什么关系？”

我告诉他:“那是我在中国时受到照顾的熟人。”

他又追问了一句:“受到什么样的照顾？”

我如实地回答他说:“父亲和山家是老关系，我也受到了他种种的照顾。”

可是他还在问:“你是不是能详细地说一下，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种种照顾？”

说到这里，我已察觉到记者把我与山家之间的关系，误解为男女之间的关系了。

不多时，记者就来到了我的住所。

他们果然怀疑我在中国曾和山家发生关系，把博子当成我的私生子。

经过我的详细说明，记者也恍然大悟地说:“太对不起了，如果是私生子的话，那就等于你在十三岁就生了孩子！”

他马上叫通总社社会部的电话，大声叫道:“把日报准备刊登的《遗孤托给山口淑子后自杀》的标题撤掉！”

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以“山口淑子的佳话”为题，发表了花边新闻。

不过，关键的主要事件则成了一大骇人听闻的新闻，所以，在几天内，我想方设法不让博子看到任何报纸。

之所以说这是一件骇人听闻的新闻，是因为两个遗体的情况过于异常。

上述《周刊朝日》就此事件作了如下的报道:

一月二十五日早晨八点左右，木炭检查员温泉英男正要出门的时候，邻居的少年美佐(十四岁)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可不得了啦，狗在啃人头哪！"

温泉听后大吃一惊，便随着美佐进了山里。

一看，果然有条红色野狗在猪圈的堆肥中，正啃着一个男人的头。

人头只是在后头部还星星点点地留有三寸来长的头发外，脸和脖子的肉都被狗吃掉，已经看不出还有什么肉了。

这对于一个山坳里的小荒村——山梨县南巨摩郡西山村来说，无疑是个大事件。

有关人员立即开始搜寻这个人头的尸体，但始终没有找到。

到了第三天的早晨，好不容易才在村子水渠进口处的松树林，发现了用麻绳绑在树干上的无头白骨尸体。

地点正好在早川的悬崖上面，是个平常很少有人去的地方。

根据遗书，证实了尸体就是东京都涩谷区代代木本町八三六号的山家享(五十三岁)。

根据麻绳的另一端耷拉在紧挨着早川悬崖边上来看，估计就是遗书上所写山家的妻子一枝(四十四岁)。

她可能在喝了安眠药后，因蹩闷痛苦扭动身体而掉进早川中去的。

去年十二月底，在离这里约十里(约合四十华里)的下游地方，所发现的一具女尸，据推断就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