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受期待的M译丛，终于来了！

《汉尼拔》

2015 年，对于“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的调查报告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丑闻——45亿美元的马来西亚公共养老基金被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和金融家刘特佐窃取。

无独有偶，全球最大金融机构之一的高盛集团也被揭露与马来西亚和阿布扎比的官员勾结，行贿超过10亿美元，以获取商业利益。

此类丑闻暴露出一张交织于合法和非法市场之间的隐秘网络，一个由极少数特权精英操控的金融“黑洞”。

很多记者和学者都曾尝试溯源这张庞大的网络，但由于其中玩家的神秘与狡猾，追踪他们成了一个无比棘手的难题。

为此，《蛛网资本主义》的作者，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金伯莉·凯·黄，花费18个月，行程超过56万公里，几近跑遍全世界，采访了300余人（包括超级大富豪与他们的代理人），从光鲜的金融世界背面，打捞出这张资本主义蛛网。

大富豪、律师、会计师、秘书和中间人，构成了盘根错节的全球资本链条。他们跨越多个主权国家，互相联手，在灰色地带间游走，不断从新兴市场中攫取财富与资源。

通过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法律和经济学等跨学科知识，金伯莉·凯·黄打破了传统的合法/非法、私人/公共、腐败/清廉等二元对立思维，从更高、更全面的视角，剖释了这张蛛网的运行机制——正是这张蛛网使得那些“精英蜘蛛”避开风险，逍遥法外，大大加剧贫富差距。

除了展示蛛网本身，《蛛网资本主义》也邀请我们思考：当违法行为不再是例外，我们还能只怪罪几个“坏人”吗？怎么做，我们才能创建一个更好的系统，阻止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结成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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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选自《蛛网资本主义》，内容有删节

️ 资本主义蛛网

蛛网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以其错综复杂的子公司网络为特征。这些子公司跨越多个主权国家相互勾连，几乎不会被外人知晓。

离岸金融中心使金融精英和政治精英——在欠发达经济体中，他们往往是同一批人——牢牢获取了积累私人财富的独家和“准合法”的机会。

蛛网上的每一根蛛丝都是由金融、法律、行政管理和公共关系方面的专业人士组成的网络节点连接起来的，但他们都对彼此遁形隐身，故意掩盖他们自己与蛛网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

艾伦·唐告诉我两件事，而它们将会改变我的整个研究方向。首先，他说 ：“要想在亚洲的任何地方赚钱，你就需要掌握‘在灰色地带游走’的艺术。”这可是一门艺术，他解释说，那些能够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人知道如何 巧妙地在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之间游走 。他们抢先于市场和法律，即抢先于官方正式的监管程序，这主要是指在没有合规许可证、注册登记或税收凭据的情况下就开始建设或投资运营。但是，此举会得到政府官员心照不宣的保护，因为这些官员会以接受礼物或贿赂的形式参与分红。这就是能使这些地方成为前沿市场或新兴市场的原因。

他告诉我：“每位首席执行官的背后，都有一位董事长。”

这些董事长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之人，他们富到从未出现在任何报纸，或者像《福布斯》这类杂志的公共排名名单上。

这些超高净值人士 / 超级大富豪“便拥有我所说的‘能使鬼推磨’的钱财……对他们来说，这些国家的前沿市场只不过是轮盘赌桌上的一个小方格而已”。他进一步解释说，本地的首席执行官“只是交易时抛头露面之人……当然啦，我们也赚到了很多钱，但我们也承担着所有风险，而且容易成为‘落马之人’”。

董事长实际上“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并且，他们也不用向任何人负责”，因为他们隐匿在遍布全球的资本网络中一层又一层公司的背后。

《教父》

️ 超级大富豪的有罪不罚

威尔是一名 42 岁的越南裔德国人，在 2008 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前，他曾在伦敦为雷曼兄弟打理私人银行业务多年。在雷曼银行突然倒闭之后，他取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并搬到新加坡以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在我认识他的时候，威尔已经成长为一只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了。凭借他所积累的资产，他想通过参股公司开始直接投资。但是，他不想运营一个没有办公室和员工支持的光杆司令公司，所以，他加入了一个家族办公室——一家为一个或少数几个超级大富豪家庭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私人财富管理公司。在威尔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为他提供跨东南亚地区的独家直接投资渠道。

威尔以一种满意原则策略来经营业务——也就是说，他满足于做一只安静的大蜘蛛，不会被贪婪所裹挟，因而不会进入到灰色交易的暗黑色深处，以免引起当地和外国政府官员的注意，而正是这种过分关注导致了刘特佐的落网。

关于“一马公司”事件，威尔是这么对我说的 ：“刘特佐是一个贪婪的自恋狂。你想象一下，如果他能低调点不那么贪婪，止步于 10 亿美元，会如何呢？如果他没有沉迷于那种花花公子式的生活方式，又会如何呢？那他就能侥幸逃脱，因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本来会将债务一笔勾销……以避免发生有损国家声誉的公开丑闻。”

然而，有趣的故事并不是被记者大肆报道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案件，而是关于威尔这类人的故事，他们以最低调和最不起眼的方式开展各类交易，他们建立了空壳公司，并且能够在各路记者、国家官员以及大多数公众的视野之外开展业务。

《社交网络》

当我问威尔他大约控制了多少个离岸结构时，他告诉我，他已经数不清公司为他们的每项投资设立的离岸结构的数量了。整件事情就像是一个迷宫，除非他能自己坐下来慢慢地画出来，否则，连他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他们的主要基金被置于根西岛，那里没有收入税、州税、公司税或资本利得税。但他们公司的大部分子公司都位于开曼群岛，他们在那里拥有免税权。

与此同时，他们有部分子公司设立在新加坡，并在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境内开展业务。它们在新加坡能够免税，但在越南、柬埔寨和缅甸，都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不过这些税款都很少，因为经由离岸工具分配给越南的资金主要用于支付运营费用，因此不会产生利润。相反，公司利润则会在新加坡入账，他们会根据新加坡的估值出售公司的股票，而这与越南在岸的实际业务运营会区分开来。

此外，他们还在卢森堡创建了一个共同基金，任何想要投资该基金的投资者都必须将资金电汇到卢森堡。除了伊朗等受制裁国家的人以外，任何人都可以投资该项基金。

威尔向我解释说，每项投资都是由一家独立的控股公司在运营。对于欺诈、盗窃和贿赂行为，尽管他们也尽了最大努力来维护一套明确的道德规范，但通常很难评估他的当地合作伙伴是否完全遵守这些道德规范，而这个问题也一直萦绕在威尔的脑海中。坐在新加坡的他也完全清楚，他在越南和缅甸的当地合作伙伴不得不在他们的合资企业中行贿，但是，他对这种活动也只好视而不见。

《华尔街之狼》

威尔筹集到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那些发家于东南亚的精英，他对我说：

当然，在越南，有一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新贵。但是，也有不为人知的隐形富豪，他们这群人都很有趣，而且，他们的数量还挺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把钱留在自己的国家。他们会去新加坡，将钱再投资于泰国、缅甸等更加安全的离岸工具中，又或者，他们会带着钱跑路。有许多人（当地的超级大富豪）, 人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写的都是代理人的名字。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开曼群岛就是做这方面行政工作的，主要负责为此提供便利。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制作文书的工作量，没想到他竟然为这些国家的公司做了那么多的文书工作。曾经，他的主要客户都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现在则是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的公司客户也越来越多了。

威尔告诉我，这些结构都是合法的，它们也是让政府远离其商业事务的一种重要机制。重要的是，威尔任职的家族办公室筹集到的资金不光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他还能够从东南亚兴起的新贵投资者中间筹集到资金。虽然该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促使海外投资者投资东南亚，但与此同时，它们也通过离岸空壳公司来帮助促成了东南亚地区的很多往返投资交易——让投资者的交易从东南亚地区再返回投资者的母国去。

所有这些结构都没有出现在“巴拿马文件”中的任何地方。威尔自己检查过，后来我还试图上网进行搜索，但却找不到任何踪迹。

与此相反，2016 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披露的大规模泄密文件中，的确出现了“用于打点的基金”，这是威尔在越南的当地合作伙伴为贿赂当地政府官员而创建的，关于这点，我还会在本章后面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在我们的采访中，威尔还向我透露，他最近发现自己投资的一家越南公司在 2017 年泄露的“天堂文件”中被曝光。该公司实体是金猪集团，是在开曼群岛设立的一家管理基金。他们从香港一家公司服务提供商的办公室里聘请了一名律师，该律师帮助他们在开曼群岛注册了该基金。这项基金有两个相互独立的工具公司，分别是金猪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金猪影响力基金。而金猪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股东就是金猪影响力基金公司。金猪集团的“企业社会责任”是行贿的基础，这是一种障眼法。虽然泄露文件中没有关于这一“基金”的任何确凿证据，但威尔还是担心，因为它与当地的中间人之间有关联。以此“基金”为幌子，在境内管理该公司的三名董事都参与了“影响力投资”，并且也“实施了贿赂”。

威尔向我解释说，该基金主要服务于两个目的：首先，根据“影响力投资”的官方授权，投资将被用于那些旨在产生可衡量且有益的社会或环境影响时，还能产生经济回报的公司或组织。其次，该基金还被当作是遮掩给相关基金会“捐款”的面纱，这些基金会实则都与新一届政治领导人所倡导的“社会影响力议题”有关。每当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担任要职、握有权力，这些当地的基金经理都担心自己会因为被抓到洗钱而受到重罚，从而被排挤出该国的市场。为了规避这些罚款，该基金就被用来向中间人和政府官员支付“咨询”费用，以便能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社交网络》

正如威尔所说，整件事情都是“灰色交易”。虽然他们正在投资的公司都是那些据说可以促进该国教育、妇女赋权和人力资本发展的公司，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有多少资金从投资中被抽走了。只要他们能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而且政府官员没有太过贪婪地从基金那里抽走太多，那么这对所有相关方来说就都是双赢的。然而，如果贪婪占据了上风，而当地合作伙伴实际投入到声称要去资助的影响力投资项目中的资金却很少，那么，威尔的团队可能就会面临麻烦。我问威尔，他为该基金筹集了多少资金，他说道 ：

十个百万（即1000 万美元）……的规模还很小，小到没人会注意到这支基金的动态。不过，是的，它出现在了（天堂）文件的泄露中，但那些文件根本无法告诉你有关该基金的具体内容，或是了解到它的一些交易流程的详情。这支基金还是这么小的一个小土豆，它无足轻重，我认为，根本不会有人想要去深挖关于它的信息……我们采取的模式就是保持低调和小体量，只要你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就没有人会关心你是怎么做生意的。

对于威尔而言，相较于他为了投资而设立的其他基金来说，“十个百万”还只是一笔小数目。

在我们的采访结束之后，我特意查了一下这支基金的名字，稍微进行了一些深度挖掘，并采用三角验证对比核实。我在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数据库中找到了它。

金猪集团的离岸投资结构，来源 ：金伯莉·凯·黄

上面提及的复杂结构，与威尔自己或他在新加坡的所有工具公司，都绝对没有任何明显可见的联系。就算是通过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数据库进行搜索，也没有发现任何以威尔的名义注册的实体，或是任何与卢森堡或根西岛的基金有关的东西。此外，所有的官方文件中既找不到威尔的名字，也没有出现他在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的名字，这意味着，他们并没有被列为基金的董事或股东。我查询了金猪影响力基金的董事名单，发现该基金有三名董事和股东，他们都在越南，并且他们的名字也对外公开过。他们都是高净值人士——威尔称他们为“关系经理”——同样也会在当地充当替罪羊。

这些图像只显示了某个网络中的一部分，它没有向我们展示不同的网络实际上是如何相互连接的。作为“资本所有者”的威尔，在这里根本无处可寻。他其实隐匿在一个单独的结构之中，但这个结构甚至都没有出现在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数据库中。对威尔来说，主要风险在于，他的当地合作伙伴可能会从金猪公司揩些油水，抽走基金中的一些资金，但他对此也毫无法律方面的约束力。就算彻底放弃用于行贿的那些基金的控制权，至多也只是做生意的一部分成本而已。威尔将他所有的合法权利都让渡给了高薪的金融专业人士（即高净值人士），从而有效分摊了使用这些工具可能产生的犯罪风险和声誉风险，因为这些工具是为行贿而设立的。

令我大为吃惊的是，威尔居然愿意向我透露这一切内幕，他明明很清楚我们的采访内容最终会被我写进一本书里，但他仍然十分自信，认为他不会被人发现，并且能够掩盖好踪迹，因为他是隐匿在一个更大的隐形资本网络中来参与这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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