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自述4：吃自助餐吃不完也要尽量多拿的评审，便可用金劳收买

亚洲影展

20世纪60年代，亚洲各国都有他们的电影事业。日本有五大公司：东宝、松竹、大映、东映和日活。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也各有电影制作公司。另一支大势力，是韩国申相玉的申氏公司。

当时中国香港以邵氏最为实力雄厚。

几位大老板在一起吃饭时，有人提出，不如办一个"亚洲影展"，大家不仅可以互相交流，还可交易，搞成一个电影市场，大家一拍即合。

自此，亚洲影展在东亚、东南亚的各大都市轮番举行。日本人最为热心，出钱出力地办了很多届。在那个年代，日本人的制作水准最高，要真正竞选的话，奖项一定被他们全部包了，但日本的五大公司志在卖版权，并不在意奖项，谁得奖都行。

各方均选派出一至二名评审员。有一年，六先生忽然跟我说："新加坡的这次亚洲影展的评审，今年由你担任。"

"什么？我有什么资格？"我问。

"你在学校时写过影评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凭这一点，你就够资格。我说行，你就行。"他说。

其实，六先生之所以要我成为影展的一分子，是因为要交给我一个重大任务﹣﹣暗中和其他评审联络感情，协调他们的评审意见。

"要怎么做才好呢？"我问。

"到时邹文怀会教你的。"他回答。

"我会替你准备些礼物。"邹先生说。

什么礼物呢？黄金的劳力士手表，就是香港人所说的"金劳"了。这表在当年价值不菲，每个男人都想拥有。事前，邹先生买了一批"金劳"给我，我就把"金劳"一个个地送给各位评审。这在当时是一种见怪不怪的行业风气。

也不是每一位评审都贪心，有些人很正直，不受引诱。"金劳"要送谁？那就要看人了。怎么看？从吃自助餐时的表现就可以观察出一二。那些吃不完也要尽量多拿的评审，便可用"金劳"来收买。

另外，影展有一套评分的计算规则。最高分为十分，一般评审是这样给分数的：自己喜欢的电影或演员，给个七八分，不喜欢的给四五分。也有一些肮脏的招数﹣﹣给想支持的对象打十分，给竞争方的电影打零分，这么一来，就可以一下子把分数拉开。

这一招很有用，后来我当《料理的铁人》的评审时，电视台方面有时候不想让挑战者赢，就和请来的评审私下讲好，让"铁人"得奖。为了比赛的公平，如果挑战者的技巧突出的话，我会一下子给出十分，给"铁人"零分，这么一来就能让挑战者赢。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节目组本来设定有三名评审，后来增加到五名，我就变成了少数派。电视台的节目不过是娱乐观众，我后来便也不在乎了，当成一场游戏。亚洲影展也是如此。担任亚洲影展评审时，我还是日本大学艺术部映画学科的学生，同一所大学的教授担任那次亚洲影展的日方评审。在大会上，他一直瞪着我，但认不得我是谁，问在什么地方遇见过我，我微笑不语。

有一位评审叫熊式一，在影艺圈颇有声望，也曾经组织过剧团公演他编的戏剧。熊式一这个人身材矮小，喜穿一件长衫，爱去拉女明星的手。有一年，影展在汉城举行，他人不见了，工作人员怎么找都找不到，我年轻，口无遮拦地叫工作人员到韩国女明星的裙子里面去找。

同年的评审还有来自香港地区的刘大林，他主编的《亚洲杂志》( Asia Magazine ）在当时很有影响力，我和他最谈得来。我们被申相玉请去参加伎生派对。伎生是韩国的艺妓，卖艺不卖身的。刘大林是中俄混血儿，但长得并没有洋人相，除了眼睛是碧绿色的。那些伎生纷纷被他那对绿眼迷住了，主动凑上前去，我就没有那个福分了。

同是混血儿的还有胡燕妮。她刚与公司签约，就被派来影展走红地毯。她的美艳实在令人震撼，我陪她走上影展会场的台阶时，各国的女明星都停下来转头去看她。男人看美女理所当然，但惹得美女也看美女，就说明后者是真的漂亮得厉害。

我接连当了好几届影展的评审，熟能生巧。大家争得最厉害的奖项是最佳男、女主角奖。虽然当年的奖项并没什么公信力，但是作为噱头在电影上映时宣传，是的确有助于票房的，各方都争着要这些奖。

其实评奖就像是在分猪肉﹣﹣中国香港有了最佳女主角奖，最佳男主角奖就要给韩国或日本，其他奖项就要分给印尼或菲律宾等。

在武侠片和动作片尚未大行其道的年代，参展方拍的多数是哭哭啼啼的文艺片，情节比较俗套，不是男主角患癌症就是女主角得肺结核，各种死法，无奇不有。我在背后说坏话：那不是亚洲影展，是亚洲医院展。

有一年，我提前做了准备，台湾地区的评审虽然收了礼物，但这两个"阴阴湿湿"的影评人却背叛了我，把奖项分给了他们自己看中的电影。我人生第一次遭受背叛，更知人心险恶。任务没有完成，我沮丧得很。

六先生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道："不必太过介意，明年记得除了'金劳'之外，再多准备几个爱马仕皮包。"

《龙虎斗》

有一天，王羽忽然向邹文怀提出："我要做导演！"

当年，做导演并非一件易事，需要先升任场记、副导演后才有机会尝试，是学徒制的，不像后来那些动作片崛起后，武师演过几部戏后也可以当导演。明星当导演也行，但得有丰富的经验。王羽当时还很年轻，他生于一九四三年，提出要拍《龙虎斗》时，才不过二十五岁。那么一个毛头小子，怎么能让人信得过？片场中的老辈们议论纷纷，把他当笑话看。但大家也知道他个性刚烈，如果此事不成，他一定会罢拍抗议。

听到这消息时六先生刚好在韩国。他到韩国是给自己放几天假，吃吃美食，也停下来看看韩国的电影，探寻有什么方面可以"借用"。我虽然作陪，但听不懂韩语，翻译工作就由一位在汉城开餐厅的中国籍的金太太负责。金太太虽然不再年轻，但风韵犹存，每天炖人参汤给六先生喝，我也便轻松地跟着吃吃喝喝。

六先生返港后着手处理"王羽事件"。在评估了相关利害关系后，六先生决定：既然王羽想拍就让他来拍，反正如果拍得不好，可以由其他人来补救。

电影拍得很顺利。王羽很有把握地把戏一场场地完成。电影的结局"生死斗"那场戏要在雪景中拍摄，为了节省制作经费，他就把摄制团队拉到韩国去拍。谁来联络外景的事？金太太主动请缨。虽说她并无制作电影的经验，但是人力物力雄厚，有什么事办不了呢？

王羽到了韩国后，提出要高台取景，金太太即刻叫人用巨木搭了一座又高又大的高台，重得要死，几个人都搬不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背景，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的山大多被轰炸得光秃秃的，木材非常紧张。餐厅里的一次性木筷子也被禁用，如被政府发现一根一次性木筷，餐厅就要被罚停业一天，一堆木筷子，餐厅不知要停业多久。由此来看，搭那么一个高台，当然要花不少钱。

虽然花了不少钱，但高台因移动不便，王羽并不满意。再加上他要求的其他条件也没达到预期，他大发脾气，要邹文怀把在日本的小蔡派来，代替金太太。

传真发到东京，要我即刻动身，马上到机场买票，其他一切都不必管了。我从办公室冲到羽田机场搭飞机，连家里养的一笼小鸟也无法顾及，匆匆地飞到汉城。

高台嘛，这还不容易解决？向申相玉借一个好了！他有一个庞大的制作公司，什么都有。申相玉也在日本念过书，我和他可以用日语交流。在参加亚洲影展时，我们两人最谈得来。他当我是好友，全力帮我，把他最好的制作班底借给我用，拍摄工作即刻顺利进行。

因为春节临近，香港的工作人员都盼望着回去过年，外景队便也不去雪岳山了，改在市中心附近的公园里拍摄。那个时节，汉城到处都是雪，不必老远地去找。

我们每天赶工，王羽又导又演，甚有把握的样子。精力十足的他，早上拍戏，晚上喝酒，到了午饭时间，还要人陪他玩。

玩什么？那是一种你推我、我推你，斗推的游戏，谁被推倒在地上谁就输了。我体力有限，当然不肯和他玩，他就找到了副导演吴思远来作陪。当吴思远被他推倒时，一不小心把眼镜摔碎了，那个塑料镜框很尖锐，将他的眼角的一块皮肉切了下来，伤口流出血来。我们都冲上前替他包扎伤口，这老兄第一个反应却是："破了相了，还怎么泡妞？"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真是没有良心。

《龙虎斗》一片的主演有王羽、罗烈，另有陈星及王钟在片中饰演他们的手下。当年，韩国电影还没有繁荣，先是文艺片当道，后来引入了很多中国台湾地区的片子，再后来就被邵氏的武侠片霸占了市场。王羽主演的《独臂刀》，当时的韩国人几乎人人看过。我们拍戏时，也有很多韩国影迷来围观。他们一看到王羽，都举起一只手大叫" unpari "-﹣韩语"独臂"的意思。

当年，全韩国最好的酒店是"半岛"。我记得第一次以学生身份去韩国旅游时，看到这家酒店前有几百个夜女郎在争生意，场面极为热闹。邵氏拍《独臂刀》时，韩国经济已转好，夜女郎们全部消失了。拍《龙虎斗》时，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就住在这家酒店中。有一天，三更半夜铃声大作，原来是起火了，大家匆忙逃到屋外去。消防员来救火时，因天气太冷，消防栓里的水已经被冻成了冰，流不出来，结果大家就这么看着整家酒店被烧毁。

于是，我们搬到另一家酒店去住。大家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戏能不能顺利拍完，我们来不来得及回香港过个好年？

忽然，天气开始变化，虽然仍然冷，但雪已不下了，又过几天，大地回春，雪开始融化。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拍戏场地的雪一点点化掉。剧组搬回雪岳山去拍？那边倒是还有雪，但是背景已连接不上了。我们的"龙虎斗"，简直是天气和人类的斗争。

这可怎么办？怎么办？我突发奇想，叫当地的工作人员四处买面粉去。韩国人喜吃中国的炸酱面，面条要用面粉来制作，这里当然有面粉卖。大批的工作人员拼了老命，跑遍市场去收集。

收回来的面粉要往地上铺，一车铺完又铺一车，场地的前后都要铺满，才能进行拍摄。好了，拍到最后一天，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众人欢天喜地地回香港去，我则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了东京。我养在公寓中的小鸟已经饿死了，罪过，罪过啊！我从此明确，如果自己照顾不到，就不要养宠物了。

《裸尸痕》

我在日本那些年，从香港来的外景队逐年增多，井上梅次的多部电影在东京拍摄。我和日本的电影工作人员熟了，慢慢地组织了一套很强的班底。

六先生来日本时，我问他："通常在香港拍一部戏需要多少个工作日？"

"六十个。"他回答，"有时还不止。"

"那平均拍一部戏要花多少钱呢？"

六先生回答不出。当年，制作费由会计部主管，花多少提多少预算，总之，最终都有钱赚，也就不去算得那么细了。那是美好的电影的黄金年代。

"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量。"六先生说，"一年生产四十部电影是目标。"

我心中盘算一下，大胆地向六先生提出："要是我们在日本拍，香港只需派几个主演过来，全部工作人员，包括导演、摄影师、灯光师等都在日本找，一部戏拍完只要二十个工作日，可不可行呢？"

"全部制作费要多少？"他问。

"二十万港元。"我回答。

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秘书的月薪是四百港元。依当年的币值，当时的二十万等同于当今的两百多万，我报出的制作费比当时香港一般低成本的戏还要低得多。

"你想拍些什么故事？"

"最好是些原创的。"

"还是借用的好。"六先生说。

那年，六先生刚好在东京看了很多日本影片，其中有一部是他喜欢的，讲的是一个年轻人为了名利出卖原女友，结交富家小姐的故事。六先生很喜欢这部电影，跟我说："就借用这一部吧。"

《裸尸痕》(1969）改编自《郎心如铁》( A Place in the Sun )(1951)，并加入了恐怖元素，女主角被男主角杀死后化成厉鬼来讨命，拍得非常好。本片的导演是曾经红极一时的岛耕二。他导过《金色夜叉》(1954)、《相逢有乐町》(1958）和《细雪》(1959)等经典作品，人长得高大，又有绅士风度。我找到他合作时他已有六十八岁，处于半退休状态。

至于男主角，我建议选用在《女校春色》(1969)一片中合作过的陈厚，他给影迷们的印象是个花花公子，舞又跳得很好，在个性和年龄上都适合演这个角色。

女主角用了丁红，她个性豪爽，是位好演员。

至于配角，演富家小姐的是丁珮，她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当时是位新人；男配角是王侠；其他演员还有欧阳莎菲等。副导演是桂治洪。从香港来的就只有这么几个人。

在东京，我通过朋友的人脉和日本工作人员的关系，尽量压低成本，顺利完成了这部电影的拍摄。

电影中女主角的公寓就借了我当年的好友刘幼林的住所。我在参加亚洲影展时结识了刘幼林的哥哥刘大林，他曾吩咐我照顾他弟弟。刘幼林住在东京的表参道，那里是外国人集居之地，也是高级时装店区，扮起香港来很像。

其他外景地则选在了富士山周围的山区和湖泊。别的剧组来东京取景，巴不得把富士山拍进去，我们却努力避开，在镜头中拍到富士山时，就要从山腰处"斩"了，让观众看不见山顶。

为了节省成本，我还请了很多免费的在日本大学读书的学生来做群演；请刘幼林友情出演妇科医生，他在戏中为女主角检查后宣布她怀了孕。刘幼林年轻且英俊，很像 The IPcress File (《伊普克雷斯档案》)(1965)中的迈克尔·凯恩。当年，我们还担心他的外形不够老，叫化妆师把他的双鬓染白了，结果，他拍完戏后好久都洗不掉那些白色染料。

副导演桂治洪是位很努力且专心工作的年轻人，将所有镜头及对白都详细地记录下来，等片子拍完拿回去。因我们要节省经费，片子全凭他和剪接师姜兴隆完成后期工作。

演员们住在东京"第一酒店"，当年那是家既便宜又住得舒服的旅馆，房间很小，但大牌演员如陈厚和丁红都没有投诉，其他演员也就没出声了。

我们不眠不休，说什么也要在二十天内赶完此片，答应过六先生的事要说到做到。其实，当年要是多拍一两个工作日六先生也能理解，但承诺就是承诺，我要将电影按时完成。

电影在香港和东南亚放映后票房平平。这种戏原本就不可能爆冷，只是为邵氏增加了一部上映的戏而已。

在这段时间里，岛耕二教了我很多关于电影的知识，他毕竟拍过几十部电影，遇到任何难题他都有办法解决，没在制作方面给我增加麻烦。

聊剧本时，我们都是去他家里。他是位烹调高手，不但煮饭给我们吃，还拿出我们喝不起的 Suntory （三得利）黑瓶给我们喝。当年，我们常喝的是双瓶装的 Suntory Red ，要是有四方瓶的、俗名"角瓶"的酒，已算是上上品。

酒喝完一瓶又一瓶，岛耕二和我的感情逐渐深厚。后来，我又请他到新加坡拍了《椰林春恋》和《海外情歌》两部片子，我们成为好友。我逐渐发现，拍商业电影非我所好，我倒是很喜欢在制作时去结交各种朋友，去不同的外景地领略当地风情。

史马山

《裸尸痕》算是一个相对成功的案例。在征得六先生同意后，我请岛耕二导演又拍了两部电影﹣-《椰林春恋》和《海外情歌》，均于1969年上映。

《椰林春恋》的男主角邀请了当年在香港歌坛红透半边天的歌手林冲，女主角是广受欢迎的何莉莉，又由香港派来的李丽丽和林嘉当配角，副导演由桂治洪担任。另有一批日本的灯光师和摄影师，一同飞到槟城取景。

全体工作人员入住一家由四层楼改建成的旅馆，大家浩浩荡荡地搬了进去。当年，邵氏电影在新加坡颇受欢迎，此前也从来没有那么多明星飞到那小岛去。当摄制组到达时，酒店已被影迷重重包围，需要当地的警察来维持秩序。我看到警察挥动警棍，开出一条通道，我们才得以走进旅馆。

我们借了一座当地富豪的住宅当主要的场景，在那里夜以继日地拍摄。为了节省成本，我身兼数职，兼做翻译、场务和会计等工作。由于长期在外被风吹日晒，身上被晒脱了皮，长了新的，再晒再脱。从香港来的个子娇小的配角李丽丽最为调皮捣蛋，她不拍戏时也跟着在现场，最喜欢剥我的皮。

工作人员中有一位老先生，是导演徐增宏的父亲，他的主要工作是"放声带"。当年的歌舞片要"对口型",那是一个类似放映机的工具，有两个轮，装上已经冲印成透明画面的菲林，留下一条声带。演员听着这个机器放出来的歌，张口闭口地对口型，才能准确合拍，这是普通录音机做不到的。

拍摄演员唱歌时要用到一部老式的"米歇尔"机器。这种机器非常笨重，和我们当年用的小型"亚厘"机相差甚远。由于我没有经验，在器材方面忽略了这一项，待要用到时才知道出了问题。这个祸可闯得大了，怎么办？我急得团团转。

问题怎么解决？再让人从香港寄来的话需要不短的时间，哪里来得及？三更半夜时，恰好家父打来电话，我向他提及此事，他对我说，新加坡拍马来戏的录影厂也拍歌舞片，还剩下多部"米歇尔"机器。我马上去联系，由新加坡调来机器，这才解决了问题。

《椰林春恋》从槟城一路拍下去，经马六甲，到新加坡完成。一路上，我们遇到种种难题，全靠经验丰富的导演岛耕二，难题被一一解决。我们白天工作，晚上喝酒，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当年，日本导演到香港拍戏，除了井上梅次之外，都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岛耕取什么中文名字好呢？"岛"这个姓，日文念" shima ",我们都" Shima - San "前、" Shima - San "后地称呼他。" San "的发音在日文里是"先生"的意思，结果叫来叫去，他的中文名字就有了﹣﹣史马山。

电影拍完，六先生觉得很满意，也很卖座，就叫我继续请史马山导演下部戏﹣-《海外情歌》。

这部电影由陈厚主演，当年他才三十九岁。电影讲的是一个父亲带着女儿们搭邮轮到海外旅行的故事。我拿了剧本，问他拍不拍，陈厚为人豁达，说无所谓，演员嘛，有戏就接啰。

他是不是在安慰自己，我不知道。

多方打听之下，我知道有一艘半货船半邮轮的英国船要修理，从香港航到新加坡，有五天时间，可以廉价包下来，当我们戏的背景。

一上船，大家就不分昼夜地赶工，想在这几天内把需要的戏都拍完。但这艘船是英国的，一切都得按照英国人的方式去管理，我们每一分钟都需要赶工，岂知船长说不许，我大发脾气，询问原因。

原来这是所谓的英国传统，在下午四点钟一定要喝下午茶。我说你们喝你们的，我们照样开工，船长说传统不能打破，一定要停下一切喝下午茶。

我气得快爆炸了，什么破传统？！但最后我还是拗不过整艘船的工作人员，也只好停下来喝一杯下午茶。

拍摄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也终于在限定的时间内把应该拍完的戏都赶完了，大家松了一口气。哪知道，到了新加坡我们不被准许下船，海关人员要上船来登记，给我们办理入境手续，慢吞吞的，要把所有人的手续都办完才能下船，又浪费了我们一天时间。

这些日子里，我一闲下来就和大家聊天。导演岛耕二已是老朋友了，陈厚也拍过我监制的《女校春色》和《裸尸痕》等戏，大家都很谈得来。

新朋友是年轻的杨帆。他从台湾地区来，在拍了《狂恋诗》后变得大红大紫，很受年轻观众欢迎。他长得高大英俊，迷死不少人，包括他自己。杨帆一走过镜子必停下来欣赏自己的样子，越来越自恋，到了职业生涯后期竟然发起精神病来。他回到台湾地区后没事做，逐渐沦落，最后只能在片场中当临时演员。在拍古装片时，导演一喊开始，他即刻把假发戴上，即便戴反了也不管，只笑嘻嘻地上镜，弄到最后把这份工作也弄丢了，最后不知下落。我听到这消息后非常替他惋惜。

另外，在片中饰演大女儿的是虞慧，就是当年被派来日本的"精工小姐"，饰演二女的是李丽丽，饰演三女的是沈月明。饰演小女的妞妞，是我疼爱的童星。

片子拍完后，六先生认为不够热闹，下令补戏，但彼时陈厚已因病去世，于是换了金峰代演他的角色。导演也换了人，由桂治洪顶上。这是桂治洪当正导演拍的第一部片子。补拍一事，对我来说是人生中一个很大的打击，但后来想起来，也释然了，这不过是人生过程之一。

陈厚

在1969年，拍《女校春色》《裸尸痕》和《海外情歌》时，我和陈厚成为好朋友，混熟了之后，忍不住问他："很多影迷都说乐蒂自杀是你害的，因为你是一个花花公子。这个结也一直打在我心上，你可不可以为我解开？"

陈厚叹了一口气："我从来没有向人提起过，乐蒂的个性像林黛玉，她总是怨别人对她不好。我当然也不好，但不会做出伤害她的事。"

具体细节我也没有追问了，也不需要追问。大家都是成年男女，他们之间有私隐，外人不会明白，我问来干什么呢？

作为一名演员，陈厚是无懈可击的。他总会演绎出导演们想要的效果，加上自己想表达的内容，与导演商讨之后把角色演得完美。

但面对井上梅次、岛耕二等日本人，语言不通，他该如何表达呢？陈厚会把一场戏用三至四种不同的表演方式演出来给导演看，让他们选其中一种，再加以发挥。岛耕二曾经对我说过："这么灵活又优秀的演员，在日本也找不到第二个。"

在拍《海外情歌》之时，陈厚已得了癌症，但他忍受痛楚并未告诉我，在船上一直和我谈笑风生。有时陈厚会扮起莎士比亚笔下的马克·安东尼，背诵他在凯撒葬礼上的演讲。陈厚说得一口流利的牛津英语，读过大量的英国文学经典，对莎翁作品里的经典片段更是熟悉。毕业于上海圣芳济书院的他是位知识分子，平时最爱旅行和读书。

我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卖力地表演给导演看，他回答："我不知道导演心里想些什么，所以只有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试探。也许他们想把整部戏弄得疯狂夸张，也许他们要的是压抑住的幽默，并不是所有导演看完剧本就知道他们心目中要的是什么。"

在没有他的戏时，陈厚也是西装笔挺地坐在旁边看别人怎么演。他当年也红极一时，但永远不摆明星的架子。我们的船开到了新加坡，但因为海关人员要等第二天上班时才会上船办理相关手续，所以我们迟迟不能下船。新加坡的影迷非常疯狂，听到消息后租了几十艘小艇，坐满了人，向我们的船冲来。

陈厚听到消息后回舱换了一套蓝色的航海双排纽扣西装，白色裤子，悠闲地走出来，双手搭着栏杆，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摆好姿势，等待影迷来到。

岂知影迷们在远处以为他是另一个人，大喊："杨帆！杨帆！"

当年，杨帆的《狂恋诗》刚上映完了，身旁男女都为他欢呼。陈厚听到了喊声后，把他那跷着的腿收起，从容地整理了被风吹得凌乱的头发，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退回房间。

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也在这些前辈身上看到了悲惨的一幕。不管你曾经有多成功、多红，终归都有谢幕的一天。当这一天来到时，我们都应该向陈厚学习那份优雅。

我把手头的工作做完匆匆赶回香港，因为听到了这位老友已住进了医院的消息。

坐了出租车赶到半山腰上的明德医院，因为着急事前也没有问清楚陈厚在几号房间，我在前台问那些值班的修女："请问陈厚先生现在在哪里？"

"哪一位陈厚先生？"修女反问。

"大明星陈厚先生呀！你们应该知道他是谁！"我急得团团乱转。

"没有听过就是没有听过！"领班的那个修女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说。

"我是刚从新加坡赶来的，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听说病得很严重了。你们就让我看一看他吧，就算看一眼也行，我今天非看他不可。"我哀求，"我明天就要赶往日本呀！"

修女还是摇头。

"修女是不可以撒谎的！他明明在这里，为什么你们骗我说不知道！"我已觉得没有希望再见到这位老友了，低着头走到门口时，有位年轻的修女偷偷地塞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病房号。

我马上冲了进去。那些老修女想要阻止，但我已推开了门，看到了陈厚。他跟老修女说让我进来。

他人本来就偏瘦，当时看起来体重更是减轻了一大半。陈厚怕我担心，尽量说些轻松的话题，并跟我说"没事的，没事的"，但他知道我是不相信的。换个话题，他说："你没有见到我的新女朋友吧？她是个英国人，长得不算漂亮，但是肯听我的话，我叫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哈哈哈哈！"

最后他说："当演员时，还可以卸妆，但真人卸不了妆，我病成这样，会弄得越来越难看，怎么对得起观众？我还是离开香港的好。我在纽约有些亲戚，过几天，等人好一点儿就会飞过去，那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可以安详地走完这段路。"

我握着他的手，向他告别。走出病房时，我看到那个说谎的老修女在外面偷听，也哭了。

陈厚走时只有三十九岁。

【蔡澜（1941年8月18日—2025年6月25日），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州，后来定居香港。中国作家、美食家、电影监制、主持人，与金庸、倪匡、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新周刊》年度生活家，《开讲啦》特邀讲师，《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总顾问。吃喝玩乐无不在行，文学、电影、书法、金石样样精通，被无数人奉为人生典范。著有《我喜欢人生快活的样子》《学做妙人》《人间好玩》《人间清醒》等。】